他却开口了。“有一回晚上听我们老太爷说话，站在那儿睡着了。老太爷说得高兴，还在说——还在说。嗳呀，那好睡呀！”

    “几点了？”荀太太说。

    “还早呢，”伍太太说。

    “我们那街上黑。”

    “有绍甫，怕什么。”

    “一个人走是害怕，那天我去买东西，有人跟。我心想真可笑——现在人家都叫我老太太了！”

    伍太太震了一震，笑道：“叫你老太太？谁呀？”她们也还没这么老。她自己倒是也不见老，冬天也还是一件菊叶青薄呢短袖夹袍，皮肤又白，无边眼镜，至少富泰清爽相，身段也看不出生过这些孩子，都快要做外婆了。苑梅那天还在取笑她：“妈这一代这就是健美的了！”外国有这句话：“死亡使人平等。”其实不等到死已经平等了。当然在一个女人是已经太晚了，不得夫心已成定局。

    “在菜场上，有人叫我老太太！”荀太太低声说，没带笑容。

    “这些人——也真是！”伍太太嘟囔着，有点不好意思。

    “不知道算什么。算是客气？”

    荀太太倚在沙发上仰着头，发髻枕在两只手上。“我有一回有人跟。吓死了！在北京。那时候祖志生肺炎，我天天上医院去。婉小姐叫我跟她到公园去，她天天上公园去透空气，她有肺病。到公园去过了，她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医院去。

    这人跟着我进城门，问我姓什么，还说了好些话，噜里噜苏的。大概是在公园里看见我们了。“

    苑梅也见过她这小姑子，大家叫她婉小姐。娇小玲珑，长得不错，大概因为一直身体不好，耽搁了，结婚很晚。丈夫在上海找了个事做，虽然常闹穷吵架，也还是捧着她，娇滴滴的。婚前家里放心让她一个人上街，总也有二十好几了，她大嫂又比她大十几岁。那钉梢的不跟小姑子而跟嫂子，苑梅觉得这一点很有兴趣。荀太太是不好意思说这人选择得奇怪。

    当然这是她回北京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想必跟这次来上海刚到的时候一样，还没发胖，头发又留长了。梳髻，红红的面颊，旧黑绸旗袍，身材微丰。

    “那城门那哈儿——那城墙厚，门洞子深，进去有那么一截子路黑赳赳的，挺宽的，又没人，挺害怕。”她已经坐直了身子，但是仍旧向半空中望着，不笑，声音有点凄楚，仿佛话说多了有点哑嗓子，或是哭过。“他说：”你是不是姓王？“——他还不是找话说。——吓死了。我就光说‘你认错人了’。他说：”那你不姓王姓什么？‘我说：“你问我姓什么干什么？’”

    伍太太有点诧异，她表姐竟和一个钉梢的人搭话。她不时发出一声压扁的吃吃笑声，“咯”的一响，表示她还在听着。

    “一直跟到医院。那医院外头都是那铁栏杆，上头都是藤萝花，都盖满了。我回过头去看，那人还扒在铁栏杆上，在那藤萝花缝里往里瞧呢！吓死了！”她突然嘴角浓浓地堆上了笑意。

    沉默了一会之后，故事显然是完了。伍太太只得打起精神，相当好奇地问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个年生，”她小声说，不笑了。想了想又道：“穿着制服，像当兵的穿的。大概是个兵。”

    “哦，是个兵，”伍太太说，仿佛恍然大悟。

    还是个和平军！

    一阵寂静中，可以听见绍甫均匀的鼻息，几乎咻咻作声。

    天气暖和了，火炉拆了。黑铁炉子本来与现代化装修不调和，洋铁皮烟囱管盘旋半空中，更寒伧相，去掉了眼前一清。不知道怎么，头顶上出空了，客厅这一角落倒反而地方小了些，像居高临下的取景。灯下还是他们四个人各坐原处，全都抱着胳膊，久坐有点春寒。

    伍太太晚饭后有个看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