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也可能没有一定的背景。这样的学生所处的地位有些不利，因为他们必须吸收基本的观点，接着就要阅读高深的东西。我希望这本书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最初打算在每一章的后面列出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这样对于初学者也许不会感到太吓人。不过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多次列举相同的文献无疑会增加打印的成本。我也曾打算分别列出原始材料和辅助读物，但是在一个参考文献目录中这样做不太可能，当涉及到20世纪的时候，很难区分出原始文献和辅助读物。对于外文文献，我尽量引用英文译本。至于1900年以前出版的原始文献，我也侧重引用新近再版且容易找到的文本。辅助读物侧重于该领域中的经典，再有就是过去几十年发表的一些专业文献。我非常感谢我们系的秘书希拉里·乔伊娜夫人，她打印了最初的参考文献文稿。

    作为关于科学领域中也许最有争议的理论发展的导论式书籍，这部书想弥补一下至今仍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分歧。很少有什么领域能像科学史专业那样使来自人文学科的人和来自科学学科的人彼此直接交流，并发现相互之间存在着真切的联系。专业科学史学家有责任确保提供合适的读物来推动这种协调，而无需通过将知识过于通俗化来掩饰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尽管要求为非专家读者写书的呼声一直没有间断，但是我们很多人仍然写了大量专业性很强的文章和著作。我自己尝试将我熟悉的问题全面地介绍给非专业人士。无论这本书是否成功，只要科学史的真正功能不变，那么我所提供的这类文献就是有用的。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介绍了当代争论的一些背景，争论的问题从进化机制到在学校讲授进化论。科学家可能会对贯穿于整个进化论发展史且当代依然争论的问题感兴趣。若干年前，很难背离现代达尔文主义来撰写进化论历史的书籍，因为那时现代达尔文主义正处在成功的巅峰。现在我们看到，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并不指望科学家通过阅读他们前人的著作来得出什么专业性的见解，但是，这样的阅读会使他们对于工作中产生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性质有更好的了解。对于特创论问题，我在这本书中更充分地表达了我的见解。历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权力评价某种体系，正是这类体系决定了我们接受什么样的理论，18世纪早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博物学家也要评价某种体系。然而我认为，当科学家们认识到一般科学理论——特别是进化论——的复杂地位话，他们便会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处的位置。

    我之所以有资格写这本书，原因有二。首先，我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加拿大、马来西亚和英国）多年讲授进化论的历史。我想，这有助于使我了解向不熟悉某一领域的人展示复杂知识发展本质的困难。其次，我已经发表了——最初是由于偶然，尔后则是有意图的——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进化论许多领域历史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人对某一领域比我熟悉，但是处理这么长时间跨度问题的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并不多。我并不直接了解现代生物学领域，包括这部书最后两章的内容。我尽力向外行介绍当代达尔文主义及其反对意见。我但愿没有简化或误传重要的论点，或曲解目前正卷入这场争论的一些人的见解。

    我在这里愿意表达对一些人给予我智力上帮助的诚挚谢意。是罗伯特·杨格激发起我对当代进化论起源的兴趣，自那以后，我便从许多学者那里获益匪浅，他们的论著都列举在参考文献中。有两个人需要特别提到，约翰·格林和马尔康姆·科特勒，他们阅读了最初的文稿，并且根据自己的见解，将书的整体结构批得体无完肤，还建议我如何更好地将全书整合起来。在一些见解和信息使用上，他们也提出了详尽的建议。当然，书中表达的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对书中的错误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