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但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不变的，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社会都遵循基本的法则。G·维柯希望建立一门像物质科学一样令人可信的历史“新科学”（Vico，英译本，1948；Rossi，1984）。对于那些《圣经》故事中没有记载的种族，他假设存在一种固定的法则控制着每一种文明的兴起、繁荣和衰退。这种历史循环的观点与进步的理论针锋相对，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命运使人很难相信有哪种社会能够一直发展下去。启蒙运动时期最有名望的社会思想家德·孟德斯鸠研究了罗马帝国的衰亡（Montesquieu，英译本，1900），孟德斯鸠利用历史材料来分析在任何社会都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的观点很宽泛，但是现代的评论者发现，他并没有提出进步的理论，然而孟德斯鸠的目的并不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将各种社会按照进步的顺序来排列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控制的力量不同。在孟德斯鸠看来，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发现控制任何社会的普遍力量。通过假设人类的本性恒定不变，于是便确定了一种历史的静止观，按照这种观点，是同样的力量一直在起作用，产生和摧毁着文明。

    在孟德斯鸠的系统中，社会的不同不是因为历史的进步，而是因为每一种文明中都含有特定的人类和物质因素的混合。他感到，气候和地理环境，对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在热带地区，任何大型社会都倾向于变成独裁社会，对于这一事实他虽然从道德上感到厌恶，但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却又是必然的。孟德斯鸠努力表明的外界条件可以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对布丰思想的有趣呼应，布丰及其他博物学家将人类种族、甚至不同动物物种的产生视为新的环境作用原型的结果。

    因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不相信基督教，所以他们确信中世纪是向蒙昧状态的倒退。要想相信进步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接受一种思想，即现代社会所达到的文明水平至少超越了古代的文明。在17世纪末，在学术领域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为的是争论“现代”文学和“古代”学术熟胜熟劣。很难确定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优劣；只是在技术和自然哲学领域可以清楚地表明现代比古代进步了。因为据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只是在那些成就积累的领域才会使人想到进步是有可能的，因为每一代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新的发现。17世纪的一些思想家给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造成深刻的影响，比如弗朗西斯·培根就曾根据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而对未来的进步充满希望（Bury，1932；Zilsel，1945；Jones，1965；Pollard，1968；Van Doren，1967）。

    对未来的希望逐渐诱导史学家相信从过去到现在展示出一种不规则但最终是积累式的进步。但是相互之间的联系却不易理清。伏尔泰提出，文化成就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Voltaire，英译本，1961；1965），并没有使人感到存在普遍的进步的趋向。他认为一旦理性战胜迷信的反抗力量，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迷信力量的强大，所以他相信发展是递进式的。其他人也认识到未来有可能进步，但是并没有将这种进步与过去的趋势联系起来，例如塞巴斯蒂·梅西耶（Mercier，1770）首次提出〖 SS〗会在遥远的地理位置上会出现一个“乌托邦”。在梅西耶看来，社会的改良并不是一个与过去相连的递进过程，而是在现存社会基础上特意施加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结果。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通常将的希望不是寄托在社会的内在过程中，而是寄托在“开明君主”的作用上。

    在法国，是杜尔哥在他1750年的讲座（turgot，英译本，1973）中，第一次努力提出一种综合性的进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