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功利主义与自由竞争经济学

    法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绝没有在英国流行开来。这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愈加受到怀疑，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和之后。当时［不列颠］在努力减缓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迅速变革的影响，提倡激进传统〖SS〗在政治上走钢丝。在这种传统下，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基础则是不太极端的启蒙思想，并且赢和了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需要。激进并不意味着主张革命，而是主张变革现存制度，解除世袭贵族统治造成的束缚，使社会变得自由一些，这样，大多数人就可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认为基于个人努力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最有效的社会和经济规则的信念，可以与自然神论的传统联系起来。按照自然神论的看法，造物主的法则确保了〖SS〗的平衡。自然奖励个人的努力，许多人认为，这种哲学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然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进化论者对“生存斗争”的探讨才揭示出这种个人主义政策的负面作用，利益的和谐平衡也被解释为“最适者生存。”（关于19世纪的思想，见illey，1949，1956；Copleston，1963，1966；Mandelbaum，1971。）

    这种“激进哲学”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经过爱尔维修，来自洛克（ley，1749）强调了“思想联系”的原则（Oberg，1976）。一旦约瑟夫·普雷斯特里祛除了这一原则中的宗教成份，这个原则便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科学的基础（ley，1775）。假如两种感觉经常明显地重复出现，思维就会自动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这将用于确定一个人的思维类型，从而确保具有令社会景仰的行为。在19世纪早期，杰里米·边沁通过倡导研究是思维确保了大多数人具有最大的幸福，建立了社会哲学的功利主义学派。人类的思维被还原成受法则约束、并可供合理研究和社会调控的实体，不过没有突兀的唯物论的危险。

    普雷斯特里提出，这种对人类本性新的理解为人类的未来进步开辟了道路，威廉·戈德温也这么看。激进的哲学家当然希望社会进步，但是一般来说，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太热情的口径。他们的目的是要清除阻碍人与人相互自由影响的障碍；但是一旦实现了这种自由，他们便相信，通过自然力的作用就可以取得经济进步，而无需通过人的刻意引导。就这样，边沁将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与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竞争经济学学派联系了起来。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提出，财富的产生依赖于个人自发的活动，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无论采用多么好的方式，都会妨碍财富的产生。边沁打算利用惩罚罪犯的刑事系统来进行社会调控，但是他坚持认为，在经济上，自由的企业必定要获得优越的地位。

    功利主义哲学成了19世纪早期社会思想和生物学思想的“氛围”（Young，1969）。达尔文决定将生物学物种视为趋异的生物群体，而不是理想类型的复制品，这其中当然也反映出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学派的影响。边沁关心所有社会行为的功利（即它们是否对促进幸福有用），这和对年轻的达尔文有重要影响的自然神学相呼应。威廉·佩利（Paley，1802）将每一种生物结构对功能的适应解释证明神的仁慈——上帝试图使所有的生物都能享受到最大的幸福（Le Mahieu，1976）。达尔文的学说之所以引起争论，实质上就是源于事实上他汲取了他那个时代太多的和谐观，而且倡导了对和谐的自然而不是超自然的解释（Cannon ，1961a）。其实，这正是19世纪思潮的一项重大转变。达尔文通过提出是自然界的适应过程，而不是神的决定，从而将佩利的论据倒转过来。他采取的方式是假设在物种的个体当中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