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斗争，并提出多数适应都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经常有人提出，个体斗争是自由竞争社会理论的核心，而达尔文只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的残酷风尚转换成自然原理。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对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来说，自由竞争原则的目的是要使人类的相互作用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从而使所有人都获益。

    这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个人主义就是允许有可能淘汰所有社会中最孱弱者的无限制竞争。虽然他们相信，通过清除所有对个人经济上相互作用的障碍就会导致进步，但是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清除最无能者，而是要鼓励每一个人都能竭尽全力。尽管他们接受社会是由自我追求的个人所组成的思想，但是他们还是相信自由竞争会促进每个人进步。假定“利益是天然一致的”，那么每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他也就自动地在为整个社会做贡献。有些人的境况可能要比别人差一些，但是经济中微妙的天然平衡遭到破坏的话，他的处境会更糟。这种观点是对旧的、传统的神预先决定了自然平衡观点的回归，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前兆。我们可以将整个观点视为是那些从中获益的人对自己的追求所作的辩护而不予重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辩护的逻辑是建立在试图协调个人主义与人是一种神的造物信念基础上。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种对自由竞争的乐观解释在1800年之前就已经偃息了。达尔文是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Malthus，1797，1959年再版）得出生存斗争概念的，这本书的确可以使人得出竞争残酷的想象。杨格（Young，1969，1985）认为，马尔萨斯原理是对自然神学的挑战，因此为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解释铺平了道路（又见Vorzimmer，1969a）。《人口论》是对诸如孔多塞和戈德温等学者所宣称的只要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本性就能导致社会进步的观点的回答。马尔萨斯认为“两性之间的情感”，对人类来说太重要了，很难根除，因此一定会不断地生儿育女。这样人口的数量有可能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顶多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人口的增长总是会超过食物的供给，所以饥饿会一直伴随着人类。贫穷是自然的，不能通过社会改革来根除，这种观点致使马尔萨斯遭到后来所有的社会改革者的憎恨。他倡导自由竞争的政策，反对国家扶持穷人，提出虽然这样在短时间会带来不幸，但是会限制穷人的数量，因此从长远看是有利的。

    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明显地预示了达尔文的斗争概念：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最无能为力的人就会因为饥饿而被淘汰。很显然，旧的自然平衡的乐观想法已经遭到了摧毁，我们这时看到，所有物种（包括人类）无时无刻都必须去斗争，以抵御因群体数量带来的食物供给的限制。但是这样看问题并不一定会认为群体的压力肯定会自动产生出达尔文式的斗争，即组成群体的个体之间的斗争（Bourri，1982）。

    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要超越马尔萨斯很远才能发展出自然选择学说。他看到，在动物中一定存在不断的生存斗争，而且趋势是淘汰不适者。19世纪后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只不过利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宣扬，只有在最出色的个体通过斗争达到顶峰，并牺牲了最无能者，进步才有可能发生。这代表着在社会斗争看法上的重大转变，从过去的相信相互之间的和谐，转变成注重残酷的斗争。是达尔文为这种态度铺垫了道路，他明确地表明自然并不是和谐平衡的系统，而是存在着一种通过奖励能者惩罚败者而确保进步的机制。但是并不是他〖SS〗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已经无意识地表现出对残酷斗争的认同（Gale ，1972）。达尔文可能借鉴了这种态度，并据此提出他的理论。然而这样做使他超越了在他年轻时活跃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