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想家，他们仍然试图在旧观点的基础上为自由竞争的政策——即自由竞争有利于所有人——辩护。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社会进化的思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人类学家在没有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启发下构想出来的（Burroocking，1968，1987）。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所持的人性具有普遍性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有一种社会形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完美的”，而其他所有社会形态都是扭曲的，在那些社会中，人们受着少数人的统治，他们是贵族或者僧侣，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改革者要做的就是不断摧毁阻碍进步的旧障碍，这样社会就应该能自动走向繁荣。这时，正是由于帝国创建者的行为，欧洲文化得以与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交流。激进的人认识到这些社会的“落后”性质，但是却第一次倾向认为他们的问题同样应该以理性的、有组织的改革来解决。随着19世纪的进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改良者在教育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殖民地的人民却顽固地拒绝摆脱过去枷锁的束缚。将这种情况与人性的固定不变观协调起来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纳社会进化的观点。就是说，任何文化，无论多么原始，只要简单地教给他们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就可能很快转变成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一个社会要达到最高级的水平，就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而自然地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组织形式。在欧洲被轻易清除的那些妨碍进步的障碍，是“低等”社会组织中的基本构成，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才能被清除。所以，人们承认每一种社会图景本质上是稳定的，而且将发展的框架融入到整个社会进步的图景中，并作为其中的一个进步阶段，通过各个进步阶段，整个社会就会发生进化。欧洲社会只不过比其他社会更加进步，而且率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也许是因为欧洲具有世界上有利的气候条件。

    提出这种社会进化理论的人类学家的态度可能显得道貌岸然，但是这种理论却不一定要建立在其他种族在生物学上是劣等信念基础上。利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种族的排列，本质上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这种观点最早的先驱是赫伯特·斯宾塞（Greene，1959a；Pee l，1971）。斯宾塞是在工业革命的激烈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积极推崇自由竞争。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却正是他发明了指称自然选择的词——“适者生存”。在19世纪50年代，在达尔文的学说被人们普遍熟知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在斯宾塞看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社会发展的动态动因，可以不断地促进社会的经济进步，以便摆脱资源限制的压力。同时，他接受了拉马克的进化论点，并且认识到有可能根据同样的法则，统一自然进化和人类进化的所有方面，建立一种“综合哲学”。

    在达尔文的学说问世之前，斯宾塞已经开始在推广他的宇宙实质上是进步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发展是生物学过程的必然延续，而通过生物学过程，实际上人类已经从低等动物中产生出来。根据这个体系，有可能提出白种人的技术和社会成就不仅是更加发达的文化进化产物，而且是一种人类“高级”种族发展更高生物阶段的特征。社会进步实际上在改善着人类的本性，因此那些被欧洲人的进步甩下很远的其他种族已经成为活化石，注定是要灭绝的。斯宾塞相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最高级的社会形态，因为它让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为集体做贡献。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人类的本性没能赶上社会的进化，而且竞争的压力要求每个人都要尽可能快地适应新的形势。有望对于自由竞争进行有利支持的方式是鼓励自我帮助，而不是淘汰不适者，但是，斯宾塞提出的导致产生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进化观将成为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