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命史中的应用。对于剧变论者来说，生命向着人的进步式发展最清楚地表明地球并非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他们相信这种进步一定表征了地球物理条件的一种不可逆的发展。因此赖尔有必要拿出对化石证据的另一种解释，以符合他提出的不存在这种定向趋势的观点。他从两个方面发起了进攻。他一方面指出，他的气候波动变化理论也可以解释不同时期动植物的变化。石炭纪的确可能是热带气候时期，地球上布满了沼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造物主可能认定主要由爬行动物组成的动物群要比哺乳动物占主导的动物群更适合。因此“爬行动物时代”也许是环境条件暂时性波动的结果，并非整个进步序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来也许爬行动物时代还会重现，那时地球的大陆再现了与爬行动物时代类似的环境条件（Rudwick，1975）！

    另一方面，他对于支持进步观的化石证据提出质疑。赖尔指出，至少在所谓的爬行动物时代，在曾经是动物生活的中心地带，发现了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在曾经首次发现过斑龙的同一鲕粒石床中，发现了原始的、opposumlike哺乳动物。在经历了一场争论后，这个证据被大致接受了，并且明确在爬行动物时代至少存在着少数哺乳动物。因此赖尔可以提出，就像他的气候变化理论所预见的那样，只存在两种动物纲之间比例的变化，不存在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的绝对进步。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确定在鱼类的时代没有少数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生存？化石记录的缺失使得赖尔的这种观点无法得到证实或反驳，因为赖尔可能会提出在那些尚未探索过的地方有望找到证据。因此他率先提出了化石记录不能完全表现生命历史以及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发现历史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虽然赖尔夸大了化石缺失的程度，但是他所提出的合理观点对于解释连续变化缺乏证据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达尔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赖尔的论点。

    按照赖尔的稳态的生命史观，所有动物纲，无论高等还是低等，至少有少数，存在于每一个地质时期。当初，一些新的证据似乎这种过激的观点。不断挖掘出中生代的哺乳动物，而且在古生代早期的地层中也发现了爬行动物。1851年，赖尔在伦敦地质学会的讲演中还能够捍卫他的观点，但是除了中生代的哺乳动物，他的其他得意证据已经被证实是由于错误的鉴定所致。1863年，赖尔不得不承认错了，他开始接受进步是一个因素，可以使达尔文正在传播的新的进化论具有意义。

    赖尔热心承认的一个进步阶段是人类的首次出现。他的宗教信仰使得他根本无法接受我们的精神特征可能只是来自于冷冰冰的物质世界（Bartholomew，1973）。因此有必要将人类的出现视为近代具有独特特征的事件。赖尔并不情愿将人类的出现贬低为只是动物进步的最后阶段，他认为，从体质上看，我们人类不一定是最高等的生命形式，我们的优越之处体现在我们具有心智和道德能力，而不体现在我们的身体结构上。他通过否定一般的进步思想，又可以加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鸿沟，因为如果在早期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展，那么就不可能将人类的最终出现与生命史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

    赖尔对这个问题很在意，因为他否定了剧变的存在，进而也否定了那种明显捍卫通过直接的创世作用产生所有新物种的观点。剧变论者假定，继大规模的灭绝之后，新物种的大量产生只能是超自然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赖尔的系统中不存在剧变，因此灭绝并没有成为正常自然过程的组成部分。随着环境条件的逐渐变化，物种会迁往他乡，或者，如果有地理障碍的话，随着物种逐渐地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物种慢慢地灭绝。在一个稳态系统中，随时都会发生这样的灭绝。

    从哪里来的新物种才能取代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