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的物种呢？如果灭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么就要求不时地创造出替代物种。有人认为，地质学中的均一论迫切需要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如果物理条件缓慢地变化，为什么不能设想至少有一些物种能够发生相应的改变？这正是达尔文得出的结论，在这种结论的引导下，达尔文寻找出建立在自然原因基础上的机制，以此来解释生物变化的过程。但是赖尔则沿着不同的道路来运用他的现实主义方法。他在经过了仔细的考察后，否定了他所知道的一种自然转变理论，拉马克的理论。所有来自于家养动植物变种的证据表明，即使人为地增强，自然原因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变化。从现存物种中不能观察到进化现象，因而也不应该设想在过去发生过大规模的进化。结果，赖尔解释了传统的观念：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细微平衡的结构，这种平衡不能遭到重大的干扰（笔记，Lyell，1970；C oleman，1962）。为了冲破这一障碍，达尔文不得不提出（赖尔在地质学中也持这种观点），自然过程非常缓慢，以致于我们在有生之年无法观察到任何明显的变化。

    赖尔自己在新物种起源的看法上，借用了前达尔文时期典型的、非常含混不清的创世思想。当然，他将连续性引入到创世过程中，提出在规则的自然进程中，新物种的出现是渐次的。1836年，他在给天文学家J·F··赫歇尔勋爵的信中宣称，他支持在新物种的起源中存在“中间原因”（K.M.Lyell，1981，I，p.467）。这个意思是说，存在着类似法则的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第一因”——即造物主——的直接干扰。然而赖尔已经认定自然原因不能使物种发生改变，此外，他确信每一物种对其生居环境的适应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按照现代的话说，赖尔的观点表明他在脚踩两只船：新物种的创造不是一个奇迹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又是明显的具体设计的结果。赖尔显然已经暗示，造物主已经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自然界中，虽然这些力量会表现在一系列与一般的自然法则无关的不连续事件中，但是即使他不直接干涉，自然界也会满足他的愿望。在今天看来，像“创世法则”这种含糊不清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19世纪中期希望不通过奇迹来解释物种起源的许多博物学家看来，却是必须持有的观点。

    按照赖尔的观点，人类的出现超出了创造新物种的特殊力量所及的范围。但是因为这时创造新物种的过程已经被视为规则而渐次的自然过程，因此如果再结合进步特创计划的思想，就会有潜在的危险。那些不愿意将人类与动物联系在一起的人，可能会把连续性与进步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一种系统，其中人类只是不断进步的最后阶段，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创造产物。赖尔的立场安然无恙，因为他否认了进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因为已经明确，连续创造过程的目的地并不是人类。相反，剧变论者承认进步，但是否认在创世系列中存在连续性。因为无法指责任何一方暗示人类就是最高等的动物，这样就能够以温和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质疑赖尔背离正统信仰的行径。不过，到了19世纪40年代，阿加西唯心主义进步观开始传播了人类是进步最后目标的观点。阿加西本人坚持生物的上升是不连续的观点，而且他认为独立的创造发生在任何层次。在连续性与进步因素结合之前，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消除了人类是独特的观点，而这正是赖尔所害怕的。

    创造的痕迹

    这部综合了连续性与进步观且引起很大争论的书的作者是罗伯特·钱伯斯，他是爱丁堡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合伙人。钱伯斯对于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感到专业科学家过于沉湎于细节，根本不能得出真正综合的理论。他试图进行一次庞大的综合，其中包括整个地质学、博物学和道德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