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价值。到了这个世纪末期，相信自然的构成并不是完全由于适应的观点成了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主流观点。

    达尔文对这个反对意见很重视，并且承认通过选择并不能解释所有非适应的性状。他的确坚持认为耐格里夸大了这种性状存在的广泛性。博物学家很难确定哪一种特定的性状没有目的，通常是因为他对于野生条件下物种的生命方式知之甚少。但是达尔文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性状不可能有什么实用目的。根据选择理论解释这种性状的唯一希望就是达尔文所补充的称作“相关生长”的概念。假如在生物生长过程中，两个性状密切相连，那么有利于其中一个性状的自然选择，就会自动促进另外一种性状的发展，无论这种性状有没有价值。然而，其他的博物学家倾向于认为，生物中的一些生命过程极为有利于生物以非适应的方向发生变异。

    圣乔治·杰克逊·米伐特在《物种的发生》一书中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米伐特是一个天主教徒，他非常关心人类进化的含义，而且他是最坚定批评达尔文的人（Gruber，1960）。他指出，即使是那些有用的性状，在充分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个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中间阶段。达尔文主义者后来在回击他时提出，通常一种器官并非从无起源的，而是在充分发展之前经历了由一种功能向另一种功能的转换。米伐特还指出，在不同的进化分支中，发生了大量奇特的巧合联系。例如，为什么章鱼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非常的相似？对随机变异的选择根本不可能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之间产生出这种相似性。米伐特提出，生命的进化一定是按照某种倾向，以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光学定律决定了一种有效眼睛的一般结构，而头足动物和脊椎动物眼睛实际形成的细节确实略有不同。

    还有一种同样坚定的反对意见则侧重于选择机制的内在原理。我们已经（在第六章）提到过达尔文也像他的同代人一样相信“融合遗传”，这种观点认为，子代的性状中融合或均分了亲代的性状。人们当时知道，有些性状是以全或无的形式遗传的，但是人们认为，这种遗传属于不同于一般规则的例外。达尔文根据他的泛生论解释了融合遗传（出版于Darwin ，1868；见Geison，1969；Robinson，1979；Farley，1982；hodge，1985）。这种理论产生于他最早时关于生殖和生长在进化过程中作用的思想。他认为，身体中的每一部分会产生出叫做“芽体”的东西，负责生殖出子代的各个部分。芽体通过血流到达生殖器官，受精则包含了双亲芽体的结合。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亲本贡献出控制一种性状的芽体，虽然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性状由一个亲本的芽体所决定，但是融合将是普遍性的法则。今天我们认为，全或无的现象清楚地说明了孟德尔式遗传学所描述的基本遗传过程。因此，按照现代的标准，达尔文的泛生论和他对遗传的理解具有明显的错误。然而我们要记住，泛生论反映出19世纪中期人们对生长和生殖的态度。尽管达尔文的生物地理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但是他关于生长、遗传和进化之间联系的思想所基于的基础却随着孟德尔式遗传学的出现要抛弃掉。

    这一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选择机制的合理性？其实，通过达尔文对工程师弗莱明·詹金关于的评论（Jenkin，1867；重印于hull，1973b）所作出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埃斯里（Eiseley，1958）写道，这篇评论可能使达尔文相信选择的基础不够牢靠，而且迫使他转而接受拉马克主义。他（相当正确地）指出，泛生论会容纳拉马克主义，因为身体的部分制造着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通过用与不用产生的结构变化将会反映在芽体的生产中，而且可以遗传。但是如果认为达尔文提出泛生论是转向拉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