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达尔文主义:科学界的争论-2
于趋异,因此降低了群体之间的竞争。然而,相互不育对于个体来说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个体追求最大限度地通过与广泛的配偶交配而产下更多的后代。达尔文相信不育只是趋异的副产品,这也是现代观点的实质。而华莱士则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在实际作用中造成不育,虽然他似乎认为选择是在类群之间,而不是在个体之间起作用。达尔文并不会接受“群选择”的观点(Ruse,1980),而且多数现代的生物学家也认为选择纯粹发生在个体水平。导致社会生物学引起争论的原因,实质上正是由于有人试图将那些实际上是选择纯粹作用于个体生殖成功的结果解释成看起来是对整个群体有利的性状(第十一章)。在不育的案例中,不存在是否对个体有利的问题,因此不育性状的产生肯定只是趋异的副产品,即使这种不育可能对整个群体有利。
方法问题
除了生物学上的反对意见,达尔文还发现人们对于他的科学方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曾经希望他的工作被当作纯粹的科学工作来接受,所以他失望地看到有人批评中有大量的臆想得不到他所提供的证据的支持。有人认为,他并没有选择归纳科学的道路,而是沉湎于更加随意的假说法,从而完全超出了科学的限定的范围(Elleg?rd,1957,1958;hull,1973a,1973b)。
确定假说在科学中作用的问题,使得当时的许多哲学家都感到困惑。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K·F··赫歇尔——他的著作曾经使早期的达尔文产生了对科学的兴趣,承认在发现的过程中假说或有限制的臆想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简单的培根归纳法,即随机地收集事实并期望分辨出最后的图景,在面对大量的可以获得的数据情况下,常常无所适从。科学家只有根据所获得的事实发明一种合理的假说,并且经常利用这个假说来指导以后的研究。这种方法在今天叫做假说演绎法(hempel,1966)。根据假说推导出经验性的结果,然后再用事实来检验。如果得不到验证,便否定了这个假说,并且要去探讨新的假说。如果最初的检验是成功的,那就要继续检验,结果或者是该假说得到了更多的支持,或者是最后该假说的弱点暴露了出来。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确立他的理论时使用了这种方法(Ghiselin,1969)。那么为什么科学哲学家会认为他的理论不坚实呢?部分原因是一般人感到科学家在构想假说时不应该超出人们已经接受的准则。达尔文逾越了人们已经接受的所有自然史教义,提出了超出了限制的猜想。而且19世纪的哲学家相信,真正富有成果的科学假说必须道出自然的真理。最后,这个假说的推论要符合基于事实的推理逻辑链,并能够提供可以检验的证据。对此,现代的科学哲学家无法接受,因为根据这样的标准,任何理论都不会合格。人们不可能证实一种理论在任何情况中都是正确的,因为情况的复杂性使得人们无法作出完整的推论。科学家只能提出证据支持他的理论,因为他认识到这个理论总会由于缺乏绝对的证据而失败,而且一种理论只能暂时被接受。
达尔文当然提出了支持他的假说的证据,他表明,在许多领域中,对于一些事实,如果不根据进化来解释,就无法理解。他认识到,如果要求他的理论有可证实的证据,结果就会妨碍限定在科学的范围来研究整个进化问题;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其他构想出的理论,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但是他的许多同代人却相信,一个理论首先必须是可以证实的,然后才能成为人们接受的科学知识。有些很重要的理论在提出时都曾经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后来却被遗忘了。赫胥黎就曾落入这个陷井,他承认,除非通过人工选择可以从一个种源中产生出两个不育的物种,否则就无法证实达尔文的理论,这对于相信进化过程非常缓慢的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