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约翰·托马斯·古利克通过对夏威夷陆生蜗牛的研究，明确了变种与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相关性（Gulick，1888；Addison Gulick，1932；Lesch，1975）。在19世纪末，卡尔·乔丹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物种群体概念，同时他也认识到隔离的作用（Mayr，1955）。乔丹既不走向极端的达尔文主义，也不走向极端的拉马克主义，他认识到，无论变化的机制是什么，更重要的工作是要阐明物种的基本性质。到了1905年，美国人戴维·S·乔丹承认，这时多数野外博物学家都承认了隔离的重要性。他还对新一代生物学家对这些发展缺乏兴趣感到忧伤。

    对于实验学者置博物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于不顾一事，另一位重要的达尔文主义者爱德华·B·波尔顿在其著作中也发出了抱怨（Poulton，1890，1908）。波尔顿是研究动物体色的学者，他确信动物的伪装和模仿具有一定的适应价值。因为动物无法控制它们的体色，因此利用拉马克主义就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似乎唯有利用自然选择才能解释保护色的发展。波尔顿认为，实验室的生物学家很容易将这种效应蔑视为巧合，因为他对于野外动物的生活环境毫无了解。体色的适应意义当时受到广泛的挑战，这一事实说明了反达尔文主义的情绪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只有野外博物学家，比如波尔顿，才拒绝让步，他们相信他们的观察已经证明，无论理论是否有问题，但是自然选择是合理的。

    从某种程度上看，奥古斯特·魏斯曼的严格选择论已经注定会产生出这种反达尔文主义情绪的波涛。原因出自于魏斯曼对于变异和遗传的全新研究，然而，对于这项研究必须慎重评估。迈尔（Mayr，1985）将魏斯曼视为自达尔文以后19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者，他的“种质”是遗传物质的概念的确有助于阐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选择概念。然而，应该注意，魏斯曼对于遗传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继承了达尔文本人的研究纲领，按照这个纲领，研究发生（个体的生殖与生长）是进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hodge，1985）。魏斯曼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不相信达尔文的遗传理论，即泛生论，而且他在寻找其他的替代模式来说明亲代与子代之间是如何延续的。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开始涉足于生物学的一个新的领域，细胞学，或细胞学说，试图理解亲代的遗传物质如何决定了子代的细胞（Robinson，1979；Farley，1972）。

    弗里德里克·丘吉尔（Churchill，1986）发现，魏斯曼有关遗传性质的激进观点遵循的是受重演论启发的很传统的研究方式。当魏斯曼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他早期研究过的水螅时，他开始相信所有的生物都含有潜在的、恒定不变的生殖物质精髓，这种精髓可以传递到下一代。眼疾迫使他放弃了在显微镜下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根据曾经作过的工作已经确信，在生殖中传递性状的物质位于染色体上，通过染色可以发现，那是细胞核中的微小圆形物质。这个重要的见解已经融入到现代遗传学的框架中。确实，遗传物质可以编码生殖所必需的遗传信息这个概念是重要的。并不是魏斯曼首创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即以所谓的“异胞质”的形式，存在于卡尔·冯·耐格里1884年提出的理论中（Gillis pie，1960；Coleman，1965），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魏斯曼一直在推敲关于遗传基本性质的思想，并创立了种质学说(eismann，英译本，1891-92，1893a；Romanes，1899）。

    魏斯曼提出，种质与携带种质的生物体完全不相融合。身体的结构，即“体细胞”，是根据亲本种质细胞提供的信息构建的。之后，这个结构携带着种质一直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