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先天效应和后天效应区分开来，所以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这到底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还是那些被提供了帮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见解，遗传论的政策和环境论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将不适者淘汰掉，还是吸纳到社会中，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一种以职业阶级充当统治精英的社会结构（erskey，1978）。

    新拉马克主义与社会

    直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新拉马克主义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学中一直是与遗传论明显抗衡的理论。历史学家们可能会低估新拉马克主义在社会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学基础。霍夫斯塔德（adter，1959）在分析莱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过拉马克主义曾作为替代理论，同时斯多京(Stocking，1962）对拉马克主义在美国获得广泛接受的事实作过论述；但是，人们对于社会拉马克主义的研究显然不能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研究相比。我们现在认识到拉马克主义在1900年前后对生物科学的影响，而且还能认识到需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拉马克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除了拉马克主义被斯宾塞用来捍卫自由竞争以外，同时还存在过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即获得性遗传足以使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承担起他自己的进化。拉马克主义成了憧憬未来的哲学。同时，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拒绝以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非白种人；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是种族可以按进化等级划分信念的基础。

    赫伯特·斯宾塞虽然也被标榜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至少可以从拉马克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他那完全主张个人自由的哲学。斯宾塞支持的个人主义建立在经验是最好的教师和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础上。但是对于多数新拉马克主义者来说，社会改革和国家教育将会引导种族走向一个由人类自己选择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两种立场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们学会了更有效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能够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通过教育达到的〖SS〗继承，与〖SS〗遗传过程之间有逻辑联系吗？我们的孩子能将事情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的教诲，还是因为在他们的体质构成中已经结合了更好的处事方式，因此他们生而就具备了表现更好行为的先决条件？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拉马克主义与遗传论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如果条件更好的话，人也会有所改进；但如果这种改进可以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作用的话，我们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政策之路，这条道路的基础是希望这种改进的效应在几代中积累。通过教育塑造人类的行为，我们实际上在控制着物种的进化。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拉马克主义者支持后天决定论，但是他们不止是简单地相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善，他们认为，这种改善可以通过遗传而累积。结果，这种观点混淆了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区别，其后果是拉马克主义者倾向于混淆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与文化意义上的进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有人可能会出于道德的考虑反对斯宾塞所提出的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观点。那些赞成改革的人则认为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维持精英阶级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斯宾塞希望最终会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败者都必须从痛苦中学到一些东西。迅速进步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宾塞相信进化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并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对者们想要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提出，只要人类能控制正规的教育体系，就能够使进化的进程加快。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进化方向，并通过教育我们的孩子来决定这一过程。获得性遗传将保证进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积累，从而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