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类状况的长足变化。

    首先是通过社会主义者莱斯特·沃德对萨姆纳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对，拉马克主义者的乐观看法传播到美国，并在那里特别流行（adter，1959；Scott，1976）。具有明显美国特色的新拉马克主义学派对与约瑟夫·勒康特(LeConte，1899；St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尔(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学有明显的影响。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伴随着新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取得的成功，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赢得了名望。他们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学家权威观点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为了支持存在上帝设计的论点，科普坚持认为意识是哺乳动物的内在特点，意识甚至还指导了更低等生物的进化（Cope，1887）。用尽废退式遗传逐渐发展着意识能力，直至达到人类心灵的水平，到了这一水平，就可以认识这一过程的性质并控制该过程。霍尔所强调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灵中具有积极作用的看法，是这种观点的发展，其基础也是期待经过几代人之后就能看到人类的状况得到积极的改善。人们显然为尽废退式遗传的观点所吸引，而且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20世纪，虽然许多科学家已经放弃了用尽废退式遗传，但是这种观点能幸存下来。人类不再被看作受盲目的机械力左右的奴隶，而是他本身迅速进化的参与者。保罗·卡迈勒(Kammerer，1924）在美国访问时发展了这种观点，而且有关繁殖一种新的超人种族的文章依然可以上报纸的头版。

    那些坚持拉马克主义是进化中唯一机制的人，可能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是自然进程的必然延伸。但是，如果就此承认选择在进化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也应该小心为好。无论如何，如果选择和用尽废退式遗传都是自然过程，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会像社会拉马克主义一样容易说的过去。沃德和勒康特这两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利用教育来塑造未来的人，那将意味着与自然决裂。他们承认，人类在过去主要是通过选择进化的，所以他们倡导的改革是一种超越大自然粗糙低效方式的努力。然而他们也相信在进化中残存着一些拉马克主义的成分，可以将这些东西开发出来，用于人类有目的的发展。虽然一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和思想倾向不能遗传，但是，学习的〖S S〗可以通过用尽废退式遗传加以改进，从而使整个种族受益。

    拉马克主义者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不顾人们指责，倡导大自然会受到人类进步意愿影响的概念。生物学家当然也掉入了这个陷井，比如阿尔丰斯·帕卡德，他在从专业的角度为拉马克主义辩护时(Packard，1894）宣称，要么拉马克的理论〖SS〗站的住脚，要么就是文明不可能积累式的发展。他没能认识到，新思想是通过教育，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传递给后代的。甚至莱斯特·沃德也声称，如果拉马克主义不合理的话，我们为了确保进步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是浪费——虽然他早应该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大概这种带有向往思想的最突出例子就是萧伯纳在《玛士撒拉归来》一书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观点：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笨蛋和无赖能活下去。”这种认为宇宙一定依据萧伯纳所赞同的拉马克主义式方式运行的狂妄设想，更加凸现出这是一种浮躁的思想，而且最终也败坏了整个运动的声誉。

    萧伯纳将拉马克主义当作对付唯物主义哲学的必要堡垒而捍卫着，今天仍有人赞成这种观点（Koestler，1971）。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重新振作拉马克理论的做法是非常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就得对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正沦落成声名狼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