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这一现实采取蔑视(或者不理睬)的态度。然而，那些关心社会改革这一现实问题，并且坚持拉马克主义运动的人，则充分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种族的改善会遗传下去。实际上，20世纪中期繁荣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依据的基础只不过是认为通过改善教育和生活条件，就能给人以帮助。可能会有人认为，拉马克主义者所希望的种族遗传进步的观点是一种不必要的妨碍，从而使得帮助穷人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情——无论将来是否对穷人有利——这个必然的逻辑推导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拉马克主义者通过设想后天的影响可以转变成先天(遗传)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在重视改革的道德基础时必须搞清楚的东西，变得含混不清。

    无论如何，即使在生物学界最后清除拉马克主义之前，社会科学家们就已经反对它了。第一次大战期间，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于整个进化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A·L·克鲁伯(Kroeber，1917)在一篇批评沃德及其他人的著名文章中，指责他们盲目地认为自然的变化一定符合人类的预想。克鲁伯提出，人类文化属于一个独特的活动领域，他称之为“超生命“领域。我们独有的心理特征确保了我们的心理过程与当初创造出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无关，无论这种进化过程是达尔文主义式的，还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因为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传递是通过习得，而不时通过生物的遗传，所以文化发展不需要依赖种族脑力上的增加。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环境和遗传对个人品质的影响是一样的。这样就为社会改革政策作了必要的辩护。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同样反对19世纪提出来的可以将不同种族排列成人类进步不同等级阶段的设想。

    进化与种族

    早在达尔文普及进化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种族可以划分成等级且白人为最高等级的概念（第四章）。欧洲人想当然地相信，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自己比那些被自己以武力征服的种族优越。达尔文主义似乎也涉及到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很密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利用达尔文的观点来表述任何先验的观念。适者生存机制会被用来替以残暴手段征服他人辩护，说明灭绝是劣等人的标志和结局。没有什么人力图发展达尔文动摇线性存在链条基础的倾向。进化论者常常简单地接受低等种族是联系猿和人的最高等形态的中间纽带这一传统看法。人们将低等种族蔑视为停滞在从猿向上进步早期阶段的遗留物。有人将进化与胚胎学联系起来，用以支持这种这种线性发展的设想，尽管这种观点更像拉马克的发展观，而不像达尔文的发展观。

    欧洲人向全球的扩张致使其人民有机会接触那些技术水平远比他们低下的社会。最初他们蔑视一些原始人，认为他们不比动物高等多少，只不过到了19世经初期，这种论据才站不住脚了。如果人类属于一个物种，种族仅仅是地区性变种，那么其中一些可能因为生活在不适宜的环境中，发生了退化。这是“一元发生说”，即相信尽管存在着种族之间的差异，但是人类属于一个物种，具有单一的起源。然而，有些博物学家则过于看重种族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采纳的是“多元发生说“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同的种族有不同起源。路易斯·阿加西相信黑人和白人是作为不同的类型而被分别创造出来的，那些认为奴隶制是劣等种族必然下场的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

    按照进化论，可以明确认为种族是具有显著特征的变种，它们来自共同的祖先，但在后来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了许多不同的性状。看来种族必然要归为同一物种，因为种族之间仍然能够相互配育。尽管如此，人们广泛认为杂交后代体质虚弱，从而证实种族之间已经发生很大的分化。在德国，恩斯特·海克尔声称，除了可以相互配育外，所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