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0节 调皮与聪明

    杨旭、王一凡、崔英杰三位同学，是清华与工艺美院合并后第一届绘画系本科生，世纪末入学，今年毕业。不巧今春非典肆虐，他们被遣散回家，没有在本校得到毕业汇报的展览机会。现在中央美院展览厅慷慨举办他们与另几位青年的画展，他们一定很感激、很开心。

    我与这几位同学算不上师生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差不多同年“入学”：在现今教条充斥的艺术教育体制内，他们学会画画，我学会怎样混——说来惭愧，在他们四年本科学业期间，按照量化排课法，我只给这几位同学上过四周课。他们的绘画课程少得可怜，时间都被外语、政治、电脑、论文之类所谓“文化必修课”排满了，换成是我，必定逃学。可是这几位调皮聪明的家伙居然在混乱不堪的课业中，画出了毕业创作，而且数量不少，我很吃惊，也很开心。

    他们的年龄大约与我女儿相当，成长在图像时代，对我出国前的创作，不太介意，反倒对我近期利用图像的拙劣涂抹，有所感应。我不记得给他们讲过什么道理，却不知怎么一来，他们各自起了奇怪的念头，找到一堆图像或照片，在画布上画起来——杨旭支使著名的中外女星每人端一枚图片傻笑，使流行文化在绘画创作中以滑稽的方式严肃起来；王一凡画了十来个正在痛哭的苦脸，而只有图像才能捕捉并表达人性这真实的一瞬。崔英杰索性一时放弃架上绘画，以类似多媒体艺术的姿态组合过于纷杂的当代图像讯息，这些讯息既是梦象，也是告白，既是公众的，也是私人的。他们都迷恋油画，但他们凭直觉在非绘画的图像中找到绘画的素材，创作的快感。不论这些作品能导引他们走得多远，可喜的是，他们不再沿袭并重复上几代油画家单一的绘画思维。

    可是他们仨仅只本科学历。在艺术成为行业，行业只看学历的今天，一位艺术青年的才能、敏感、活力、天性，不值分文。待这批画卸下墙头，他们回家面临的问题不是艺术，而是饭碗，饭碗的问题，又取决于学历。如果“考研”、“考博”，一路考下去，很可能到而立之岁，甚至不惑之年，都将虚掷在投考、落榜、再投考，以及无穷无尽的学历游戏中。

    这三位同学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但他们绝不是蠢才。毫无疑义的是，他们青春大好，诸位看见，他们刚找到自己的思路，正画得好高兴，怎么办呢，你把凡·高毕加索叫过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根本就没有上过什么艺术学院。我仅将微茫可怜的一点点希望暂且寄托于他们的调皮与聪明。以我所知，有那么一类调皮聪明的青年，走上正道后，脸上的神情会庄重起来，并逐渐培育自己的信念和勇气。

    2003年12月8日

    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第21节 事相、事实与理论

    杨一江同志是我任教后首次招收到的两位博士生之一。今年夏季，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重重审批与答辩，终获通过，准予毕业了。

    杨一江来自云南，论文的题旨自亦关于云南。论文的七位审读教授分别给予可观的评分，称其材料丰富，立论亦属新颖，比较保留的意见，是“理论性”似嫌不够。我是这篇论文无可抵赖的“导师”，在评审过程中理应回避，不拟辩说。现在，这篇论文的出版不再是为了审阅或上报，而是直接面对读者，开始了论文自己的命运。我谨愿就此涉及的其他问题，稍作议论。

    我所谓的“问题”，十分简单：什么是美术学博士生？什么是考量并检测美术学博士生的令人信服的标准？美术学博士生与史论专业博士生的异同如何界分？谁来界分？最后，谁有资格当美术学博士生导师？

    我以为自己没有这份资格。四年前，当我被任命为博士生导师时，对以上问题一无所知，我甚至不明白“美术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