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老习题：活下去，并且健康，但这是为了什么？恐怕再也不会有答案了。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并不在于“上帝死了”，而在于不仅“上帝死了”，就连尼采也“死”了，解读生命意义的工作，从此将由哲人转到基因科学家手中。科学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只要那掌握科学的人像我们一样无法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么，基因技术非但无助于意义和答案的寻求，反过来却把100年的孤独延长到1000年。而为了不断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索，我们将在无休止的异化劳动之中越陷越深，越陷越久。

    在这样一个伤感的“当下”，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法，就是放下千岁之忧，想一想赫管黎提出的另一个假说：“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到达了，而实际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

    当然，意义的暂时迷失，不等于意义的永久迷失。人类对自身意义的探求是无止境的。特别是当新的事物突然闯入我们的生活，而且这种事物改变了几千年来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时，暂时的迷失是正常的。人类有能力有信心重新建立新的意义观、价值观，在不断的新的发现与探索中，百折不挠，永远前进，实现人类整体的强大与个体的幸福的价值确认。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立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了找到一种适合艾滋病研究的动物模型，通过微注射技术将人类艾滋病病毒基因转入小鼠胚胎。小鼠出生后，体内所有细胞都表达了人类艾滋病病毒。科学家第一次成功地将侵袭人类的病毒遗传指令转移进另一动物的遗传密码中。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此种小鼠的后代携带艾滋病病毒。

    批评家警告人们可能出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小鼠因不知何种原因从实验室跑到开放的环境中，与正常老鼠交配，会在动物界产生一个新的可怕的艾滋病滋生地。

    一位科学家通过研究指出，由小鼠携带的艾滋病病毒可能会与其他鼠病毒结合，结果造成一种新的更具致病性的艾滋病病毒——一种“超级”艾滋病病毒。新的超级艾滋病病毒株具有新的生物学特性，“包括比正常病毒扩增得更迅速，并侵袭新的细胞类型”。更可怕的是，这一新病毒或许通过“新的途径”来传播，包括通过空气传播。

    事实上，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是，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而且，遗传污染已然出现，并很可能在这个行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世纪蔓延，破坏环境，使生态系统失稳，减少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剩余储备。这种最新形式的污染还可能给许多地球动物物种和人带来严重的、潜在灾难性的健康风险。

    最先被基因改造的植物，是抗杀草剂的小麦及一些粮食作物，它们可以在喷灌杀草剂的土壤中免于跟杂草竞争肥力，农夫也可以省下除草的辛劳与耗费。但杀草剂毕竟是化学药剂，它会残留在作物内、土壤内，甚至进到水源，引起天择演化等负面的效果。

    这和滥用抗生素引起抗药性的道理是一样的。

    英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今年5月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约翰·罗西的一篇论文，引起世界关注。论文说，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玉米”的花粉含有毒素，蝴蝶幼虫啃食撒有这种花粉的茶叶后会发育不良，死亡率特别高。有消息说，在美国艾奥瓦州进行的野外试验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科学家认为，植入Bt基因使玉米能够产生杀伤害虫的物质，从而具有抗虫害能力，但也因此而具有了毒性，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可以使人类对生物生命进行“任意修改”的转基因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争论。

    转基因植物是把来源于任何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转人植物。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