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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次科学革命及其他革命?
次科学革命的顶峰,但是显然,它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其他的科学分支当中。

    在对这一课题透彻的讨论中,t.S.库恩(1977,220)使我们注意到了quot;许多物理科学部门研究工作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化quot;,这一变化出现在1800年到185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quot;特别是在一些被当作物理学的那些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quot;库恩说,quot;培根式物理科学的数学化quot;这一变化,是quot;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方面。quot;库恩着重指出了这一事实,即quot;数学化quot;只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quot;一个方面quot;:quot;19世纪上半叶也证明了科学事业在规模上的巨大增长、科学组织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以及科学教育的全面建设。quot;库恩非常正确地强调了quot;这些变化几乎以同一方式影响了所有的科学quot;这一事实。因此,要quot;解释19世纪新近数学化的科学有别于同一时期其他科学的特点quot;,还要考虑一些别的因素。

    伊恩·哈金(1983,493)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库恩暗示的思想革命和机构变化等想法做了推广。哈金认为,这场科学革命和库恩所谓的第二次科学革命都是quot;大革命quot;,他提出了一种quot;初级的以经验为据的规则quot;,即每一场大革命必定都伴随有quot;一种集中体现新趋向的新的机构。quot;按照这种分析来看,第二次科学革命不仅包括库恩所说的培根科学的数学化,而且还包括作为新的生物学的达尔文自然史学说的出现。达尔文生物学在体系和思想方面独辟蹊径。它大量地吸收了那些非科学工作者为非科学目的所收集的信息,亦即动植物的饲养者和培植者的记录和经验,而且,它实质上创立了一门非牛顿式的科学。这是现代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理论,它的产生虽事出有因,但并无前兆。尽管生物学者和博物学家渴望有他们自己的牛顿,但是事实却是,当他们的quot;牛顿quot;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出现时,他的理论并没有《原理》所说的科学的基本特征。达尔文指出,并非所有科学进步的方式一定都具有牛顿模式的数学特点,科学中的伟大进步也有可能是以非数学的培根方式进行的。此外,我认为,1859年出版后的讨论形式,是社会大规模地参与科学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是英国科学促进会秩序井然的机构的一个特征。

    第三、第四次科学革命是否也伴随有科学思想方面的变化呢?这类变化是否也是这两次革命的特征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第三次科学革命的涉及面很广,包括三次伟大的物理学革命(麦克斯韦革命,伟大的相对论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数次化学革命,以及生命科学中的革命等,生命科学中最有意义的革命大概就是遗传科学的创立了。如果我必须选出一种唯一的特征,它适用于表征麦克斯韦(虽然并非恰好适用于他具有革命性的场论)、爱因斯坦(但不适用于相对论革命)以及量子力学和遗传学等的贡献,那么,这种特征就是概率的引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像第一次科学革命完全是受简单的牛顿式-一对应的物理事件的因果关系支配的那样,第三次科学革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许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都引入了一组组理论和解释,这些理论是以概率论而不是以简单的因果关系为基础的。

    对于第四次科学革命而言,很难想象得出也有这么一个唯一的可以成为其思想标志的特征。不过,有一个事实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生物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可以被看作简直就是应用物理学和化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在物理学领域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总的思想特征,大概就是抛弃了这样一种幻想:有一个纯基本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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