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1942，200）。

    根据关于革命的破坏性的这些类似的评论，我们在看到革命概念——它在20世纪最初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在2O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进化概念时，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在科学之中，我们也许能够在地质变化理论中为这个从革命到进化的变化找到证明。这个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变化着的观念和经历对科学思想的实际发展（而不是对关于科学进步或科学史的看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以通过比较地质学家在18世纪，19世纪初，19世纪末对quot;革命quot;这个术语的三种用法来看这个变化。

    在18世纪，对于地球历史的考察一般都遵循布丰关于改变了地球的性质并且改变了地球的结构和地表的革命的看法。与启蒙运动的传统一致，这样一些革命一般被看作是有序的发展过程的特别重要的间断性的阶段，而不是以暴力为特点的灾变。在19世纪初，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因此，居维叶使用这一术语时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使用时的含义。居维叶充分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它对科学的影响，并且在1827年写了一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颇有见地的著作。所以，当我们发现（遵从马丁·鲁德维克的建议1972，1O9）居维叶改造了布丰地球上的革命的概念，而赋予它一种1789年以后的意义，也不会惊奇。这样一些革命不再仅仅是一系列地壳蚀变的连续，而其中最后一次蚀变又是（在布丰看来）由人造成的。现在，它们变成了猛烈的、突变的事件，同时伴随着生命自身的毁灭。在这方面，居维叶所说的革命不仅包括地质学的变化，而且也包括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古代种类的灭绝；我们通过对古化石记录的研究，知道这些物种在过去的时代是存在的。

    到19世纪末，人们普遍反感和厌恶quot;革命quot;，并且期望，地质学家现在在说明地球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革命这些字眼。目的在于运用达尔文对quot;物种进化quot;所作阐释的地质学的类比和类推——它已经取代了居维叶用以解释在古化石中所发现的植物和动物的演替的灾变或革命的演替——取代关于这样一些革命的旧的看法。威廉漠里斯·戴维斯在1904年圣路易斯艺术和科学大会上的致辞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M．戴维斯用进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评价19世纪期间地球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当然，他充分认识到quot;以19世纪下半期的进化论哲学取代19世纪上半期的目的论哲学的那场革命quot;（1906，494）。他断言，quot;这场革命使我们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quot;。他坚持认为地质（理）学家应当在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quot;更广泛的意义quot;上使用进化这个术语。他的这一见解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对地质学变化的讨论中，他断言，quot;我们非常高兴用进化所表明的平静的过程取代我们的前辈们的激烈的革命quot;（p．496）。

    看来似乎相当奇怪的是，当激烈的革命活动与反对这一活动的行动交锋的时候，像查尔斯·达尔文和天文学家、哲学家赫歇耳爵士这样的本质上保守的人对科学的看法可能如此激进，以致他们认为quot;革命quot;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达尔文和赫歇尔都把查尔斯·赖尔对地质学的影响是一场革命，而且达尔文还进一步正确地预言，当他自己的思想被普遍接受时，生物科学中将发生一场quot;重大的革命quot;。这个使一门科学quot;革命化quot;的观念，在19世纪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到那个世纪末出现了偏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