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与人之间的慷慨友善不再存在，而文明的存在也必将会黯淡无光。

    总之，不论出身有多么的贫贱卑微，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让他能以最少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满足。举例来说，因为法国人清楚，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他决不会去好高骛远。如果对法国人说，每一个美国年轻人将来都有可能当上他工作的那家银行的总裁，法国人会说：“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可不愿为了这而费力劳神呢!吃午饭花了三个小时又有什么呢?用这三小时去赚钱固然好，可放弃了舒适和快乐就太不值得了。当然，法国人在勤奋地赚钱，他的妻儿也在赚钱，整个国家都在赚钱，但他们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赚钱、生活，对别人怎么想的，他们是从不理会的。这就是法国人的聪明，这种聪明虽然不能让法国人大富大贵，可是，同其他国家所信奉的“成功”信条相比，这种聪明更能保证人们获得最大的幸福。

    一谈到大海，我都不必说海边的居民以打鱼为生。他们当然以打鱼为生。他们还能干别的吗?挤牛奶还是挖煤窑?

    但是，把这个话题与当地的农业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过去100年之中，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被吸纳进了城市，而60％的法国人却仍然坚守在农村。在欧洲，能经得起长期围困而无需从他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只有法国这一个国家。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古老的耕作方式，法国农民就不再像他们那些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和克洛维时代的祖先一样耕种了，法国人就彻底实现了自给自足。

    法国农民个个都是地主，所以他们能够继续呆在农村里。他的农场可能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农场，但是，那是他自己的农场。在英格兰和东普鲁士这两个欧洲旧世界大国，那些不知姓甚名谁、不知身在何方的大地主们拥有着大量的田地，而法国大革命把大地主彻底地消灭了，不论他是贵族还是教士，他的田地都被划分给了小农户。对大地主来说，要接受这种分配形式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正是用同样的强制手段，他们的祖先才攫取了这些土地，这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这场土地革命给整个法国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它让法国一半多的人口同国家的命脉息息相关。凡事有利必有弊。不过，它也致使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为什么法国人即使迁居巴黎，也只愿意同本村的人往来呢？为什么巴黎大街小巷充斥了无数专为某一地区的人提供服务的小旅馆呢？这种地方主义就是最好的注脚。为什么法国人极不愿意移居国外呢？对自己的国家已心满意足，他又何必跑到别的国家去呢！

    下面说说法国农业。因为葡萄酒的酿造，很大一部分法国就和土地牢牢地拴到了一块。整个加龙河流域都是葡萄酒文化的服务者。加龙河河口附近的波尔多就是葡萄酒的出口中心，而罗讷河流域著名的葡萄酒出口港就是地中海岸边的塞特。广袤的朗德平原位于波尔多正南方，那里淤泥遍地，有踩着高跷的牧羊人和能常年在户外生活的羊群。勃艮第地区出产的全部葡萄酒都在第戎云集，而兰斯———法国古老的加冕之城，则是香槟酒的集中分装地。

    工业在粮食生产与葡萄酒酿造都不再能够维系国民的命脉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支柱产业。古代法兰西的帝王们不过是一群傲慢的低能儿，只晓得怎样残暴地压榨老百姓，并在凡尔赛宫漂亮的贵妇们身上一掷千金。法国宫廷被他们变成了时尚与文明生活的世界中心，全世界的人都蜂拥而来，学习他们优雅的礼仪，了解吃饭同进餐的区别。在法国最后一个旧时代统治者被身首异处并扔进了巴黎墓地生石灰中的15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该穿什么？该怎样穿？还是由巴黎所引导。为欧洲和美洲提供了那些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简单的必需品)的工业都以法国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