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在那儿静静地等待，等待智慧之人来加以开发利用，可是，对于西伯利亚大平原上的牧场、森林和矿藏，俄罗斯人却熟视无睹，反而把西伯利亚当做了一所庞大的监狱。

    叶尔马克（哥萨克人，?—1585，逃亡者、探险家。1581年开始征服西伯利亚———译者注）翻越乌拉尔山的50年之后，大约17世纪中叶，西伯利亚迎来了她的第一批囚徒。他们是一些教士，由于不愿遵循希腊教会的规矩做弥撒，因此，就被流放到了阿穆尔河畔，任其冻死、饿死。从此之后，流放大军从未中断过。由于用欧洲的个人意志去冒犯了沙皇政府推行的亚洲式的大一统暴政，无数的男男女女(常常还有儿童)就被成群结队地赶到了西伯利亚的荒原中。集体流放在1863年进入了一个高峰。在波兰人最后一次大起义失败之后，5万波兰爱国者被迫迁移，从维斯瓦河迁到托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地区。到底有多少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呢？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从1800年至1900年，由于各国政府的施压，流放政策稍为放宽了一点，但每年被遣往西伯利亚的人仍达2万之多，而且，普通罪犯、杀人犯、小偷、窃贼之类还不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这些人往往不能与那些精神境界高尚的人相提并论，而对他们那些并不值得热爱的同胞付出了太多的热情才是后者的惟一错误。

    服刑期限一满，就会在流放村附近划一小块耕地给那些幸存者，于是，这些幸存者就变成了自耕农。理论上，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让白人遍布全国，沙皇政府也能向那些欧洲的股东们展示，西伯利亚并非如报纸上所说的那么糟糕。理智也包含在西伯利亚的疯狂之中，“囚徒”将被教化成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者。可是，实际上，这个做法执行得太妙了，以致所谓的“自由移民”大都消失得了无影踪了。也许，他们跑进了土著部落，当上了穆斯林或无神论者，永远告别了基督文明。也许，他们在逃跑的途中被狼撕掉了。我们无从知晓。俄罗斯警察的统计数据表明，不知去向、逍遥法外的逃犯一直有3—4万。也许，这些人躲进了深山老林，宁愿饱受大自然的种种折磨，也不愿呆在沙皇的监狱之中。

    众所周知，伴随着俄国昔日的农奴体制和易货制度的打破，迅速取代它们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大生产。在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1863年1月1日，美国林肯政府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译者注）的前几年，俄国就解放了农奴。为了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俄国政府还给每一个农奴划分了一小块土地，但是，土地太少了，远远不够农奴维持生计，而这些划分给农奴的土地又是从大地主那儿夺过来的。结果，不论是大地主还是农奴都怨声载道。同时，当俄罗斯大平原丰富的矿藏被人民发现了之后，外国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这时，人们建起了铁路线，也开辟了汽船航道，来自欧洲各国的工程师们穿过一圈半原始的村庄，趟着一身的泥水，却来到了一座豪华剧院的门前，这剧院和巴黎大剧院相仿，在这个时候，他们不禁自问：这怎么会可能呢?

    那种勇猛锐气昔日驱使俄罗斯王朝的缔造者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时渐渐地耗尽了。坐在当年彼得大帝的宝座上的是一个身体虚弱、整日转悠在教士和女人堆中的人（指尼古拉二世，1868—1918，罗曼诺夫王朝末代沙皇———译者注）。他用王位做抵押物，不得不接受伦敦、巴黎那些放贷者开出的条件，才卷入了一场大多数人都反对的战争，这时，他就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签了字了。

    旧世界被一个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的矮个子男子汉推翻了，重建家园的行动开始了。他把欧洲的旧体制抛弃了，也把亚洲的旧体制抛弃了，他把一切陈旧腐朽的体制都抛弃了。他用未来的眼光建设新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