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大不幸有二：一是占错了地理位置，二是选错了民族。对兄弟俩来说，两人之间往往手足情深；对两个国家来说，同宗同族却绝不是幸运之事，可波兰人正好就和邻邦俄罗斯人同属斯拉夫民族。

    至于波兰人的源起，现在已无从考证了。波兰人同爱尔兰人一样(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不愿好好地工作，好好地生活，而是时时刻刻准备为国牺牲。关于波兰人的祖先，据波兰历史学家考证，最早的英雄事迹能追溯到挪亚时代，据说，当时的波兰英雄曾是挪亚方舟上的偷渡者。不过，在较真实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波兰人的名字却已是查理曼大帝及其勇士死亡200年之后了。波兰在黑斯廷斯战役（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的“征服者”威廉击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译者注）结束后50年才渐渐为人所知，而此前，波兰还被认为处在远东的某个偏远的角落。

    就我们现在所知，波兰人最先在多瑙河河口生活，由于来自东方的侵略者不断地袭击，他们不得不远走他乡，一路西逃，逃到了喀尔巴阡山脚下，他们穿越了俄罗斯人遗弃的地区，最后，在欧洲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那块大平原上，他们找到了一片“乐土”，从此就栖身于沼泽与森林之间。

    然而，这却是他们最不幸的选择。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农夫就和一个坐在中央火车站（指纽约火车站的中心站———译者注）出口正中间的人一样，是不能得到安宁和静谧的。实际上，这片土地是欧洲的前大门，也是一条任人通行的走廊。想到西面攻打欧洲占有北海，就必须从波兰出发；想到东面掠夺俄国，也得借路于波兰。波兰是东西之间惟一的通道。波兰腹背受敌，不得不把每一个农夫锻炼成职业战士，把每一座庄园转变成坚固的堡垒。波兰因军事化生活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国家不得不常年备战打仗，她的商贸活动又从何谈起呢？

    波兰的几个大城市都坐落在维斯瓦河岸边，这是国家的中心地带。南方的克拉科夫正好处在喀尔巴阡山与加利西亚（今波兰东南部维斯瓦河上游河谷，农林和石油资源丰富。在历史上，是俄国和奥地利长期争夺的目标———译者注）平原衔接之地；华沙则位于波兰平原的正中央；坐落在维斯瓦河河口的是但泽，贸易依靠外国商贾来维持。而波兰内陆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一片凋敝，同这几个河畔城市的繁荣昌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波兰平原上，除了第聂伯河之外，就再无其他河流了，可第聂伯河却是俄罗斯人的河流。

    犹太人操纵了国内一些必需品生意，而这些犹太人为了避难，才从莱茵河逃进了这片荒僻的土地，这是由于当年莱茵河地区形成了许多著名的犹太人聚居点，而满腔神圣的热情的十字军骑士血洗了这些犹太人聚居点。吃苦耐劳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了俄国，也许他们能给波兰带来一点希望，可是，他们从未踏进波兰这片土地。他们为何要来波兰呢?这里并无四通八达的商道，也无君士坦丁堡那样的城市能对他们的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痛苦予以安慰。

    波兰人就这样进退维谷，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德国人仇恨波兰人，因为波兰人属于斯拉夫民族，却不考虑他们也是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兄弟。俄国人瞧不起波兰人，因为他们不是希腊天主教徒，却不考虑波兰人是他们斯拉夫人的手足兄弟。波兰人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斯拉夫人，所以，土耳其人憎恶波兰人。

    在中世纪，立陶宛皇室曾为波兰人作出了许多贡献，可谓卓有建树。假如立陶宛皇室还一息尚存，波兰可能会出现巨大的改变。可是，亚盖沃家族（公元14—16世纪统治东欧的家族，立陶宛大公亚盖沃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译者注）治下的许多大地主、大贵族不仅在自己荒僻而广阔的庄园中实行独裁暴政，而且还南征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