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皇帝，是为明朝。燕京又变成了北京，即“北方的朝廷”。从此，北京就一直成为了中国的统治中心，只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很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60年。那一年，一个威仪堂堂的欧洲使节（指额尔金伯爵，1811—186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任侵华英军全权代表，与侵华法军一道，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译者注）以官方身份被允许进入北京朝觐大清皇帝。那位把古希腊大理石雕刻（指额尔金石雕，古希腊大理石雕刻品，老额尔金伯爵在雅典购得———译者注）献给大英博物馆的额尔金就是这个大使之父。

    万里长城在鼎盛时代一定是一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城墙厚达60英尺，高达50英尺，城墙上还有方塔和通道，本身就是一道要塞。北京城的建造结构是有许多一个套着一个的内城，有皇宫、满洲人城、汉族人城，如同一座迷宫，到了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一座外国人城。

    北京城内有许多寺院庙宇，但是，中国人却不同于印度人，不是那种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中国和印度除了人口都在过度膨胀之外，再无其他共同之点呢？这是由于中国人和印度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印度人对神佛怀着十分的崇尚，他们建造的寺院庙宇也一定是最宏伟、最漂亮、最豪华的，寺庙建筑几乎把贫苦农民辛辛苦苦换来的所有钱财都耗尽了。婆罗门僧侣们的口号就是“宁掷百万造神庙，不花分毫于黎民”。而中国人看上去是佛门弟子，但是，从上至下，个个都受到精明的孔子的影响。孔子是一位东方哲理大师，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他提出一条普遍信条：不要在关于来世的那些模糊的虚无的辩论之中虚掷岁月（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译者注）。孔子的这个信条得到了中国人的彻底遵循，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所以，中国大部分财赋税收都被统治者花在公共设施的改善，比如修筑水渠、开挖运河、建造长城、疏浚河道等等，至于寺院庙宇，只要做到神灵不会怪罪就足够了。

    古代中国人是一个拥有杰出的艺术才华的民族。比起恒河流域的民族，中国人付出的是小得多的代价，但是，所获得的成就却更好。去中国的游客不论在何地都不可能看到像印度那样庞大的神庙建筑群。在北京以北60英里的明皇陵，几只大型动物雕刻就是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帝王的看护者，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庙宇，供奉着为数不多的几尊大佛像。就是这些。其他中国神像都比例适中，不大不小。可是，印度人的艺术品看起来很不和谐，让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陈列在博物馆中也还是如此。而中国人的书画、雕塑、瓷器和真漆都比印度人的艺术作品更适合进入欧美的家庭，所以，西方人更喜爱中国人的艺术品。

    现代中国的商业地位也不可小觑。中国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假如英、德、美三国的煤炭有朝一日采光了，西方人仍然可从山西省获到温暖。

    山东省处在直隶的东南方，直隶湾和黄海的分界线就是它所在的山东半岛。山东除了位于直隶湾附近的黄河平原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山区。黄河曾经是流入黄海的，但在1852年却突然改道，北上进入了直隶湾。什么是洪灾？黄河那一次改道酿造出来的洪灾才让人们有了真正的见识。如果想弄清楚黄河改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妨作个假设，莱茵河有一天异想天开，决定改道流进波罗的海，塞纳河忽发奇想，决定不进比斯开湾，而转入北海，事情就会一目了然了。从17世纪末以来，黄河已改道10回了，目前的河道是否还会改变呢？我们不能断定。在世界其他地区，河水很容易被大河的堤坝控制住，但是，对黄河和长江这样的大河，堤坝却显得力不从心了。1852年黄河堤坝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