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 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惟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勿勿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一些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班主任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班主任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时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时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己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班主任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了他一下。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