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本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当时共产党大权初掌,尚有盛世的气度,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伏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拚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他们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父亲。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其父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第一批人物中的一个。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