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林彪在红卫兵走上街头时说:“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古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书卷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队员面对一座燃烧的城市,手足无措。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 像一块烧红的铁似的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