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很多年过去,我的一位朋友,台湾来的,说她看见中国大陆的乘务员如何在火车上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位父亲,以为这样一来那孩子便永远无法做人时,我不禁苦笑。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入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片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三十一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的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于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一起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些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那天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弄,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