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