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

    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erner heisenberg）写的， 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