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非知武者，然能读武书。少好奇，已而捐却一切嗜好，独于武事，犹时思简练，以为揣摩，不以后于举子业也。顷者将图北上，辞友人于苕水，偶从通家弟生生氏案头，见《武经》一编，不觉踊跃神动，辄展而阅之，则王文成公所手批而胡襄懋公参阅者也。大都以我说书，不以书绳我；借书揣事，亦不就书泥书；提纲洁要，洞玄悉微，真可衙官孙、吴而奴隶司马诸人者矣。因思文成当年，讨逆藩，平剧寇，功名盖天地，智略冠三军，不过出此编之绪余而小试之耳。即厥后襄懋公诛徐海、擒汪直，几与文成争烈者，亦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

    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

    予尝闻先生之教矣。学本良知，致知为学。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学致良知，万物皆备，神而明之，广矣，大矣。故曰：“知皆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之学孔子者，其在兹乎？

    是编多录与闽，论意指异者，盖王先生学入理界最初之论，故能廓摧理路之础，而蛲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诵说先生之言。见世之儒生，始骇王先生之异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为异而助之，终羡王先生之持异，乃欲驾其说。于是王氏之学又若自异矣。

    程子谓：“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简，一以贯之，而无遗也哉！而世之论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则孔子〔1〕之求仁，孟子之集义，中庸之慎独，顾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1〕 原文为“鲁齐”，据《明儒学案》改。

    予尝读，以先生之学在是书，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尽在是书也。盖当时格物之说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说，间耶？且当时先生随人立教，因病设方，此为中下人说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则本“天津〔1〕证道”一语尽之，学者当直言无疑可也。嗟乎！先生当时所造就者济济，今吾吉豪杰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于先生不无遐思。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阳明文录》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温陵李贽曰：余旧录有先生《年谱》，以先生书多不便携持，故取谱之繁者删之，而录其节要，庶可挟之以行游也。虽知其未妥，要以见先生之书而已。今岁庚子元日，余约方时化、汪本钶、马逢阳及山西刘用相，暂辍《易》，过吴明贡，拟定此日共适吾适，决不开口言《易》。而明贡书屋有《王先生全书》，既已开卷，如何释手？况彼己均一旅人，主者爱我，焚香煮茶，寂无人声，余不起于坐，遂尽读之。于是乃敢断以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故余于《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钶校录先生《全书》，而余专一手钞《年谱》。以谱先生者，须得长康点睛手，他人不能代也。钞未三十叶，工部尚书晋川刘公以漕务巡河，直抵江际，遣使迎余。余暂搁笔，起随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谈，顺风扬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见公，见公固甚喜，然使余辍案上之纸墨，废欲竟之全钞，亦终不欢耳！于是遣人为我取书。今书与谱抵济上，亦遂成矣。大参公黄与参、念东公于尚宝见其书与其谱，喜曰：“阳明先生真足继夫子之后，大有功来学也。况是钞仅八卷，百十有余篇乎，可以朝夕不离，行坐与参矣。参究是钞者，事可立辨，心无不竭于艰难祸患也。何有是处上、处下、处常、处变之寂，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后世之君子乃可。晋川公曰：然余于江陵首内阁日，承乏督两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