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