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1989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四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