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取决于道德心理的规律和人的动机的有效性。我将在下文（第75－76节）讨论这些问题。在目前，我们可以说，功利原则似乎比正义的两个原则更需要确认别人的利益。因此，就这种确认难以做到这一点来说，正义的两个原则将会是一种更稳定的正义观。这两个原则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权也就得到了保障，同时按照差别原则的规定，人人都有了从社会合作中得益的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用人们总是喜爱、珍视和赞同任何确认自己的善的东西这种心理规律，来说明人们是怎样接受社会制度及其所实现的原则的。由于每个人的善都得到了确认，所有的人也就获得了维护这种安排的意愿。

    然而，如果功利原则实现了，就不能保证人人都能得益。对社会制度的忠诚可能要求某些人为了整体的更大的善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除非必须作出牺牲的人毫不动摇地将自己认同于比自己的利益更为广泛的利益，否则这种安排就是不稳定的。但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这里所说的牺牲，不是在社会紧急时刻所要求的那种牺，因为在这种时刻，所有的人或某些人必须为了共同的善而作出牺牲。正义的原则适用于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沟，也适用于对生活前景的决定。功利原则所要求的，完全是牺性这种前景。我们应该为了别人的较大利益而理所当然地接受自己终身的较低期望，这肯定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旨在促进社会成员的善的合作体系，那么，指望某些公民在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为了别人的缘故而接受较低的生活期望，这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因此，功利主义者强调道德学习中的同情作用和仁慈在美德中的中心地位，其原因显而易见。除非能够普遍而认真地培养同情和仁慈，否则功利主义者的正义观也难免会有不稳定的危险。如果从原始状态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各方就能认识到，选择那些可能产生极端的结果从而使他们实际上无法接受的原则，即使不是不合理的，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可能会拒绝接受功利原则，而采纳按照互利原则来设计社会秩序的比较实际的主张。当然，我们无需假定人们彼此绝不会为对方作出重大的牺牲，因为由于爱心和感情上的关系，他们是常常作出这种牺牲的。但是，社会基本结构并不把这种行动作为一个正义问题来要求。

    此外，公开承认这两个原则，更有助于维护人的自尊，而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社会合作的效能。这两种结果成了赞成选择这两个原则的理由。人们维护他们的自尊，这显然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满腔热情地去实行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并以实现自己的善为乐，那么，他们的某种自我价值意识就是必不可少的。自尊与其说是任何合理的生活计划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对一个人的计划值得实现的意识。不过，我们的自尊通常取决于对别人的尊重。除非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否则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即相信我们的目标值得去实现，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第67节）。因此，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各方可能会接受互相尊重的自然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他们彼此以礼相待，并乐于说明自己行动的依据，尤其在别人的要求遭到否决时要这样去做（第51节）。而且，人们也可以认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相互尊重，反过来也一样。自轻会导致轻视别人，并和妒忌一样危及自己的善。自尊就是相互间的自立。

    因此，正义观的一个合意的特征就是：它应该公开表明人们的相互尊重。这样，他们就保证使自己获得了自我价值意识。现在，正义的两个原则实现了这个目的。如果社会遵循这些原则，每个人的善就都被纳入了一种互利的安排，而在体制中公认每个人的努力则鼓励了自尊。确立平等自由权和实行差别原则，必然会产生这种效果。我已经说过，这两个原则等于是一种承诺，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