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也就得到了应用。基本结构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同特点和层次，这些特点和层次对于有效而互利的社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制宪会议阶段优先于立法阶段，反映了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优先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

    最后一个阶段是法官和行政官员把法规应用于具体情况和一般公民遵守法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完全可以接触所有事实。对知识的限制不再存在了，因为这时整套法规已被采纳，并按照人们的不同特点和环境而施之于人。然而，我们不是从这个观点去确定政治责任和义务的根据和范围的。这第三类问题属于部分遵守理论，从原始状态的观点对这个理论的原则进行讨论，要在理想理论的原则得到选择之后（第39节）。一旦有了这些理论的原则，我们就能从最后阶段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特殊情况，例如非暴力抵抗和由于道德和宗教原因而拒服兵役这类情况（第57－59节）。

    在四个阶段的顺序中，大致可以获得以下知识。让我们区别一下三种情况；社会理论（和其他有关理论）的基本原则及其后果；关于社会的一般事实，如社会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体制结构和自然环境，等等；以及最后关于个人的具体事实，如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属性和特殊利益。在原始状态中，各方所知道的唯一具体事实，是可以从正义环境推断出来的事实。虽然他们知道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历史的进程却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对于某种社会形态要经历多长时间，或者现存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并没有任何知识。然而，在以后的几个阶段，他们能够得到的是关于他们的社会的一般事实，而不是关于他们自己状况的细节。由于正义的原则已经选定，对知识的限制就可以放宽。把这些原则明智地应用于现有的这类正义问题的需算，在每个阶段决定了知识的流量，但同时任何可能产生偏见和误解并使人们彼此对立的知识也被排除了。合理而公正地应用原则的观念，规定了哪种知识是可以接受的。在最后阶段，任何形式的无知之幕显然都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于是所有的限制都被取消了。

    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这四个阶段的顺序是应用正义原则的一种手段。这种安排是正义即公平理论的一部分，而不是对制宪会议和立法机关行事方式的说明。它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各种正义问题都要按照这些观点来予以解决，每种观点都继承了前几个阶段所采纳的限制。因此，正义的宪法就是在第二阶段的那些限制条件下，有理性的代表可能会为他们的社会采用的宪法。同样，正义的法律和政策也就是可能在立法阶段制定的那些法律和政策。当然，这种检验标准常常是不明确的；在若干宪法或经济和社会安排中，可能会选择哪种宪法和社会安排，这并不是始终很清楚的。但如果是这种情况，正义也同样是不明确的。在许可范围内的一些体制是同样正义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都有可能得到选择；它们和这个理论的各种限制是不矛盾的。因此，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转而依靠一种半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如果法律和政策不超出许可的范围，那么它们就是正义的，而且立法机关事实上已通过正义宪法的授权制定了这些法律和政策。正义理论中的这种不明确情况本身并不是一个缺点。这本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如果正义即公平理论比现有的一些理论更能按照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来规定正义的范围，如果它能以更大的敏锐性来指出社会应该予以避免的更严重的失误，那么，它就会证明是一种很好的理论。

    在讨论正义的第一个原则的应用问题时，我打算努力避开关于自由权含义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经常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混乱。积极自由权和消极自由权的支持者们之间关于应该怎样给自由下定义问题的争论，我将置之不顾。我认为，在大多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