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下，这种争论与定义问题毫无关系，而只是在若干个自由权发生冲突时与它们的相对价值有关。因此，人们可能要像康斯坦特那样认为，现代人的所谓自由权比古代人的自由权价值更高。尽管这两种自由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向往，但不应为了政治自由权，为了平等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而牺牲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显然，这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问题，需要一种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理论来予以回答。定义问题最多不过起一种从属的作用。

    因此，我将简单地假定，通常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自由权问题：自由的主体，他们摆脱掉的约束或限制，以及他们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全面地解释自由权问题，可以得到这三方面的有关知识。有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常常是很清楚的，从而不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说明。因此，对于自由权的一般说明具有如下形式：某个人（或某些人）不受（或受到）某种约束（或一系列的约束），可以（或不可以）如此这般去做。团体也和自然人一样，可能是自由的，也可能是不自由的，而约束的范围则可能从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禁令，到由于舆论和社会压力而产生的强制的影响，无所不包。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将把自由权问题同宪法的限制以及法律的限制联系起来讨论。在这类情况下，自由权就是某种体制结构，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某种公共规则体系。把自由权放在这个背景上来考察，自由权就有了上述三部分的形式。此外，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是自由的主体——人、团体和国家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许多约束他们和限制他们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无数事情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自由权，把它们加以区别，有时可能是有益的。不过，即使不去采用一些不同的自由权概念，也能把它们区别开来。

    因此，如果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并没有受到某种约束。如果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并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涉，人们就可以自由地去做。例如，如果我认为良心自由是法律规定的，那么个人就有了这种自由权，他们可以追求他们的道德、哲学或宗教兴趣，而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来规定他们可以从事或不可以从事任何特定形式的宗教活动或其他活动，而别人也有不去干涉的法律义务。关于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相当错综复杂的情况，成了任何特定自由权的特征。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仅必须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政府和其他人也必须负有一种不去阻挠的法律义务。我不打算详细地描写这些权利和义务，但我将假定，就我们的论题来说，我们对它们性质的了解是相当清楚的。

    几点概括的评论。首先，承认必须把基本自由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予以评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某个自由权的价值一般决定于对其他自由权的明确规定，在制定宪法和一般的立法时，必须考虑这一点。虽然更大的自由权也更可取这种说法大体是正确的，但这基本上只适用于整个自由权体系，而不适用于各个特定的自由权。显然，如果对自由权不加限制，它们就会互相冲突。可以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要进行明智而有益的讨论，那就必须有某些关于次序的规则。如果不接受关于质询和辩论的合理程序，言论自由就失去了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至关重要的就是把关于次序的规则与限制发言内容的规则区别开来。虽然关于次序的规则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不能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发言），但它们仍然应该得到这种自由权的好处。因此，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或立法机关的成员，必须决定怎样明确规定各种不同的自由权，以便产生最佳的平等自由权总体系。他们必须使一种自由权与另一种自由权保持平衡。对若干种自由权的最佳安排，决定于他们所受到的限制的总和，决定于它们在对它们加以规定的整个安排中的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