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这些义务的自由。当然，从正义即公平的观点来看，这些义务是他们自愿承担的，它们不是这一正义观所规定的义务。问题不如说是原始状态中的人并不打算把自己看作是单独的孤立的个人。相反，他们假定他们都有他们必须竭力保护的利益，而且他们也与下一代中也会提出同样要求的人具有某些联系。一旦有关各方考虑了这些问题，赞成正义原则的理由就会大大地得到加强，现在我打算努力来说明这一点。

    良心平等自由权问题已经确定。这是我们对正义的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固定点之一。但正是由于这一点，它说明了赞成平等自由权原则的论据的性质。可以把这种情况下的推理加以概括，以便适用于其他自由，虽然这样做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效力。因此，就良心自由权来说，显然似乎各方一定会选择能够确保他们的宗教和道德自由的完整性的原则。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或道德信念是什么，也不知道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他们的道德或宗教义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们把自己看作负有这种义务。如果他们能够知道，那么也就足以证明这个论据了，虽然我还将提出更有力的假定。进一步来说，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的宗教或道德观点在他们的社会中的遭遇如何，例如，这种观点是占多数还是少数。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负有他们按这种方式来理解的义务。他们必须决定的问题是他们应该接受哪种原则，以便按照他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的基本利益来调整公民自由权。

    良心平等自由权似乎是原始状态中的人所能承认的唯一原则。他们不会由于允许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或道德原则随意迫害或压迫其他的宗教或道德原则而拿自己的自由权去冒险。即使假定（这种假定可能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人多半有可能最终证明是属于多数（如果存在某种多数的话），但用这种方式去冒险可能会表明他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或道德信念，也没有为了验证自己的信念而高度重视这种自由权。另一方面，各方也不会同意功利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由就要受到对社会利益计算的影响，而他们也会认可对他们的自由的限制，如果这样做能够导致满足的更大的净差额的话。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功利主义者可能根据社会生活的一般事实而试图辩解说，对利益的恰当计算决不会证明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至少在相当有利的文化条件下是如此，但是，即使各方相信了这一点，他们仍然可以采用平等自由权原则来直接保障他们的自由。如果不这样做，就什么也不会得到，而就这种保险统计计算并不清楚这一点来说，可能还要失去许多东西。事实上，如果我们如实地去解释各方所能得到的一般知识（见第26节的最后部分），他们就不得不抛弃功利主义原则。鉴于实际上必然要作出的这些计算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考虑就更有力量。

    此外，关于平等自由权原则的原始协议是最后的协议。任何承认宗教和道德义务的个人，都不能为了得到促进自己其他利益的更大手段而不去认真地履行这些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这些义务看作是绝对有约束力的。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不是接受不充分的平等自由权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存在某种强制的威胁。而从自由权本身的观点看抵抗这种威胁是不明智的情况下，赞成某种不平等的自由权才似乎是可能的。例如，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并不表示反抗，那么他的宗教或他的道德观就可能会得到容忍，而要求平等自由权则会带来无法予以有效反抗的更大的压制。但是，从原始状态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确定各种不同原则的相对力量，因此，这些考虑不会产生。无知之幕导致了关于平等自由权原则的协议；而按照人们的解释，宗教和道德义务的力量似乎要求把这两个原则放到序列中去，至少在它们被应用于良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