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的。这一点对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基本善，尤其对自由权，都是适用的。因此，优先规则要求我们指出，受惠较少的人可以接受权利的不平等，以换取由于这一限制而产生的对他们的其他自由权的更有力的保护。

    也许，最显而易见的政治不平等是破坏一人一票的准则。然而，直到现代，大多数作者都否定平等的普选制。事实上，个人根本就不是被看作代表权的合适的主体。被代表的经常是利益，辉格党和托利党就曾在要不要除地主和教会利益集团之外，也给新兴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以一席之地的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对另一些人来说，要代表的是地区，或文化形态，正像人们谈到要代表社会中的农业和农村成份一样。乍看起来，这些不同的代表权似乎是不正义的。它们背离一人一票准则的程度，是衡量它们抽象的不正义性的尺码，也是表明必将出现的各种对抗理由有多少力量的指标。

    不过，结果经常表明，反对平等政治自由权的人都是按照所要求的形式提出他们的理由的。至少，他们准备论证说，政治上的不平等是符合具有较少自由权的人的利益的。可以把穆勒的以下观点作为例子；具有较高智力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应有额外的表决权，以便使他们的意见产生更大的影响。穆勒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多数表决是符合人类生活的自然秩序的，因为在人们经营具有共同权益的企业时，他们承认，虽然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但每一个人发言的份量却不必是平等的。比较明智和比较有见识者的判断应该具有较大的影响。这种安排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也是与人们的正义感情相一致的。国家事务正是这样的一种共同关心的事。虽然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应该有表决权，但具有管理公共利益的更大能力的人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影响应该大到足以使他们防止未受教育的人的阶级立法，但又不能大到可以使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阶级立法。最好是那些具有较高智慧和判断能力的人能够充当一种站在正义和共同善一边的稳定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本身常常是微弱的，但在各种较大的力量互相抵消的情况下，它往往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使事情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穆勒认为，每一个人，包括其表决权不那么重要的那些人，都会从这种安排中得益。当然，就实际情况来说，这种论点并未超出普遍的正义即公平观。穆勒并未清楚说明，首先要根据对未受教育者的其他自由权的更大保障来评价他们所得的利益，虽然他的推理间接表明了他认为情况是如此。总之，如果要使穆勒的观点符合自由权优先所规定的限制，这种论点也只能如此。

    我不想批评穆勒的方案。我对这个方案的描述，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他的观点使人们能够了解为什么政治上的平等有时被认为没有良心平等自由权或人身自由权那样重要。假定政府是以共同善为其目标的，就是说，它要维护对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利的条件和实现对每一个人都同样有利的目标。只要这种假定是适用的，而某些具有较高智慧和判断能力的人又能够被发现出来，那么，其他人就心甘情愿地信任他们，承认他们的意见具有较大的重要性。船上的乘客愿意让船长掌握航向，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更有见识的人，并和他们一样希望安全到达。要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利益的一致，而且更明显的是要有较高的技巧和较强的判断能力。这样说来，国家这只船在某些方面就与海上航行的船有了类似之处；就这一点而论，政治自由权事实上是从属于可以说是规定了乘客固有的善的其他各种自由的。如果承认这些假定，那么多数表决就是完全正义的。

    当然，主张自治的论据不完全是一种手段。平等政治自由权在其合理价值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必然要对公民生活的道德性质产生深刻的影响。公民的相互关系在明显的社会构成中获得了巩固的基础。人们看到，“事若关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