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把个人的最坏地位的值定为零，同时把他的最佳地位的值定为一。这个规则目前像是合理的，也许它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每个人至多只能占一份这个概念。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可比的对称方案，例如，把最坏选择的值定为零，而把来自各种选择的功利总数的值定为一。这两个规则似乎是同样正义的，因为前者以每个人的同等的最大功利为出发点，后者则以每个人的同等的平均功利为出发点；但两者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决定。此外，这些方案实际上要求所有的人都有获得满足的类似能力，而这一点看来像是仅仅为了规定一种人际的量度而付出异乎寻常的代价。这些规则显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定了福利概念，因为一般的福利概念似乎会允许差异，就是说，对福利概念的不同解释即使不会更符合常识，也会同样符合常识。例如，零一规则的意思是：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教育人们寡欲而易于满足，可以产生较大的社会功利；而这些人一般都会有比较强烈的要求。他们满足于较少的福利，这大概能使他们更接近最高功利。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这种结果而仍然希望坚持功利主义观点，那就必须找到别的人际量度标准。

    此外，我们还应指出，尽管诺伊曼－莫根施特恩的假设认为人们并不喜欢去冒险，即参与冒险的实际过程，但最后得到的量度标准仍然要受到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的影响，而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总机率分布规定的。因此，如果在社会决定中使用关于功利的这一规定，那么，人们对冒险的感情就会影响 应予极大提高的福利标准。我们又一次看到，规定人际比较的约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道德后果。和以前一样，功利的量度标准受到了从道德角度看带有随机性的偶然事件的影响。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康德在解释正义即公平理论时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因为按照康德的解释，理想深深地植根于这个理论的原则之中，而这个理论本身又依赖于为人际比较所必需的基本善。

    因此，功利主义原则的含糊不清似乎不可能单纯靠某种比较精确的功利量度标准而圆满地予以排除。相反，如果研究一下人际比较所需要的习惯做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对这些比较作出规定有种种不同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涉及一些显然不同的假定，因而大概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些规定和对应规则中，哪一种规定和规则合乎正义观，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认为，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际比较决定于价值判断。虽然承认功利原则显然是一个道德理论的问题，但如果说量度福利的方法引起了类似的问题，这就不那么明显了。既然这种方法不止一个，那么选择也就决定于如何利用量度标准；这就是说，伦理方面的考虑最终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梅因对一般的功利主义假定的看法用在这里是十分恰当的。他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假定的依据只是一种立法行为准则，那么它们也就是十分清楚的，同时他还指出，这也是边沁的看法。如果这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又相当单一的社会，同时立法又是一种生气勃勃的现代立法，那么，能够指导大规模立法的唯一原则就是功利原则。忽略人们之间的差别的必要性，甚至是实际存在的人们之间的差别的必要性，产生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准则，同时也产生了相似性和边际原理。对于人际比较的习惯做法，当然也应该这样来判断。契约论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将会认识到，量度和总合福利这个主意最好还是完全放弃。从原始地位的角度看，它不是任何切实可行的社会正义观的一部分。更为可取而同时应用起来也简便得多的倒是正义的这两个原则。从各方面考虑，即使从某种混合正义观的特定角度看，也仍然有理由去选择差别原则，或整个第二条原则，而不去选择功利原则。

    迄今为止，我很少谈到至善原则。但在刚刚考虑了一些混合观点之后，我现在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