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地位的人使用自己权力和指挥自己下属的次数越多，他们就对他越尊敬。但是，由于这些法则（或倾向）没有提到所说的安排的正义性（或公平性），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必然十分有限。作为另一个行使权威者的下属的那些人，对他的看法当然会有所不同，这决定于这整个安排是否正义，对于促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合法利益来说是否设计得很好。这一点对于平等人之间的合作也是同样适用的。体制是由公共规则体系规定的人类行为模式，而体制所规定的对官职和职位的占有，通常表明了某些意图和目标。社会安排是否正义以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社会感情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来看待另一个人接受或拒绝某种体制以及他改革或捍卫这一体制的努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很大一部分社会理论不用任何道德概念也同样做得很好。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情况是特殊的，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假定一种关于规则和限制的固定结构，这些规则和限制规定了可供个人和公司选择的各种行动，而某些简单化的动机假定也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价格理论（无论如何这个理论的一些比较基本的部分）就是一个例证。人们不是考虑买卖双方为什么要按照管理经济活动的法规去行动，也不是考虑选择机会是怎样形成的，或法律准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既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并无不可。另一方面，所谓民主的经济理论，即把关于价格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扩大应用于政治过程的观点，尽管有其种种优点，也必须予以谨慎对待。任何关于宪法制度的理论，都不能把这些规则看作是既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假定它们会得到遵守。显然，政治过程主要是制定和修改规则的过程，是努力控制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过程。即使一切都是按照宪法程序来行事的，我们仍然需要说明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程序。任何类似竞争性市场的限制，对这种情况都是不适用的。对于议会和行政首脑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许多违宪行动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制裁。因此，主要的政治行动者的行动指南，一部分就是他们认为是道德上可以允许的东西；既然任何宪法制衡制度都无法确立一种可以用来指导获得正义结果的过程的无形之手的支配力量，某种普遍的正义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看来，在正义的宪法制度下的正确的政治理论，就似乎必须包含说明道德感情如何影响政治事务行为的正义理论。我曾经联系非暴力抵抗力作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只要补充这样一点就够了。对契约论的一个检验标准，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个目的。

    关于心理学法则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法则决定了属于我们最终目的的感情关系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指出：说明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就是要表明在已知我们的信念和现有选择办法的情况下，它是怎样与我们的生活计划或这个计划与当时情况有关的次要部分相一致的。常常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说明来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做第一件事是为了得到第二件事，做第二件事是为了得到第三件事，等等，这个系列是无限的，最后达到了做前面所有事情的目的。在说明我们的各种行动时，我们可以引用许多不同的理由之链，鉴于生活计划的复杂性及其目标的多元性，这些理由在不同的时刻通常也就不再成为理由。此外，一个系列的理由可以具有几个不同的部分，因为一个行动可以用来促进一个以上的目标。促进这许多目标的活动是怎样排定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是怎样取得平衡的，这要由生活计划本身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原则来决定。

    不过，在我们的最终目标中，有我们对别人的忠诚，有我们对实现别人利益的兴趣，还有正义感。这三条心理学法则说明，在我们获得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