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入。四十九年，许开鹿港。五十七年，又开八里坌港，以与泉州互市，而商务乃暂及台北。及蔡牵之乱，大被劫掠，损失巨万，一时遂为停滞。嘉庆十四年春正月，福州将军赛冲阿入觐，奏言：“漳、泉二郡向不产米，全仰台湾，从前商贩流通，食货赡足，皆缘商船高大，梁头有高至一丈数尺者，又准配带炮位器械，间遇盗船，克资抵御。近年洋匪不靖，恐其牵劫商船，梁头不准过高，又恐炮械出洋，有接济盗贼之事，不准携带。商船畏惧，无不裹足。间有出洋之船，多被掳劫，米石既资盗粮，船只复为盗有。是以商贩不通，漳、泉米贵。刻下蔡牵势已穷蹙，可否仍准用高大梁头，并配带火药器械，则遇盗足以抵御矣。”诏以：“盗船接济之源，最重食米，其劫掠既专注台湾商贩之船，则商贩往来，首当防范。朕思兵船在洋剿贼，东追西逐，未能肃清，迨经严饬，又往往以海洋辽阔，未能遇贼为词。揆厥缘由，或系盗船畏惧兵威，望而却走；或因兵船无可劫掠，故不驶近。若照赛冲阿所议，遽令改易大船，多带火药器械，又虑为贼牵劫，所获滋多。而商船出洋之后，更难保无不肖奸徒，阴为接济。此时欲求其有利无弊，莫若酌派兵船，与之同行，既可无虑盗劫，更可借以攻剿。唯兵船商船向来各有旗号，不如混为一色，则盗船驶近，可以乘机注击，并可剪缚巨魁。且商贩流通，漳、泉得免米贵，而盗船无由接济，此为正本清源之道。但须妥议周详，不致窒碍，方为尽善，其速议奏。”于是乃定兵船护卫之法，而海寇亦渐平矣。

    天津之约，许开台湾互市，英、美、法、德相继而来，派领事，划租界，设商行，建栈房，轮船出入，次第渐兴，而交涉亦愈繁。咸丰九年，设通商总局于道署，由道办之，置提调官二员，委员四员，翻译官二员，稿案书二名，清书二名，以理租界商务，保护游历，领事往来，教堂传教，以及华洋互讼之事。沪尾、鸡笼、安平、旗后各设分局，驻委员。光绪十三年，藩署亦设通商总局，归布政使，而台南仍归道。当是时，贸易虽少，而递年增加，油光绪十九年，竟至一千一百十七万余两，可谓盛矣。盖自刘铭传巡抚以来，垦田治产，茶脑大兴，运至欧美各埠。居民既多，几至三百万人，所需洋货亦盛，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未可量也。夫外国贸易，以英为首，美、德次之。英货之多，以阿片为最，每年四千箱，箱值五百圆，则为二百万圆，此则台湾之漏巵也。台南土产以糖为巨，其始多配天津、上海，同治九年，旗后陈福谦乃自运至横滨，岁率二三万担，颇赢其利。十三年，又设顺和栈于其地，以开台糖贩路，是为台人互市日本之始。是年又以夹板装糖三万担至英伦，以前此多由香港转配也。光绪十一年，刘铭传任巡抚，官山府海，大拓其利。十二年，设招商局于新加坡，委革职道张鸿禄、候补知府李彤恩偕赴南洋，考察商务，招徕华侨，以筹兴物产。又购驾时、斯美两轮船，航行上海、香港，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而飞捷、成利、万年清三艘，则往来沿海及东南各省，运载货物，无有积滞。夫欲兴商务，必速交通，故内建铁路，而外开航运，以启开地利。初，天津之约，许开淡水，而范围广漠，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其时竹堑置厅之地，亦称淡水，而清廷臣工昧于地理，荒忽订约。淡水德领事欲扩商权，铭传知之，乃以城外之大稻埕为商埠，濒河而居，可通航运，遂说富户林维源、李春生合建千秋、建昌二街，为市廛。内外茶商多僦之，其后日盛。十三年，邀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设兴市公司，创建城内之石坊、西门、新起诸街，以栖商贾，治大路，行马车。聘日本人凿井，曰自来水，汲者便之。翼年，设电汽灯，燃煤为之，凡巡抚、布政各署、机器局及大街均点之。而大稻埕铁桥亦以是年成，费款七万余圆，上利行人，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