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悉白，唯下稍赤尔。白糖之佳者，曰头挡，色皎味香，从前盛消苏州。次曰二挡，又次曰三挡，色稍逊而味甘。台南郡治所制白糖，谓之府玉，驰名各埠。糖水再熬之糖曰赤沙，性凉可解毒，又以酿酒。白糖再熬成块，剖而为片，其坚若冰，谓之冰糖，亦曰糖霜，价较贵。归清之后，部议岁采台糖。诸罗知县季麒光虑其病官损民，上书督抚。略曰：“白糖兴贩，关系军需，在国赋为最重，在民力为最难。二十四年，台湾办糖一万一千石之额，派于台湾县者六千石，派于凤山县者一千五百石，派于诸罗县者三千五百石。凤诸两县以车少糖亏，兴贩需时，皆挪移正项，重价购买，自知有累考成，不敢计及利害。但明年糖数又复倍增，六千石者将一万二千石矣，一千五百石者将三千石矣，三千五百石者将七千石矣。查民间蔗车并未添设，若取足于民，断不能使穷山荒海之残黎堪此重困。若取足于官，更不能使蹈险履危之贫吏胜此累赔。即立加参处，而终无所济。卑县等悉心筹画，不得已欲照内地按田办课，援今年漳、泉之例，计三县田园之数，照甲匀办，庶几众擎易举。计按田办糖，其便有三，而应议者亦有三。每田园一甲，出糖数十斤，给以部价，不致赔累，一便也。种蔗之园，有糖可完，不烦别买，未种蔗之田，零星买纳，不须趸办，糖价不至顿昂，二便也。佃丁知今年之糖出之于田，明年不烦督劝，皆急公插蔗，糖额自敷，三便也。其所应议者，一、水田与旱田之分也。官佃田园多系水田，不宜插蔗，其收倍厚。文武官田皆属旱地，虽可种蔗，其收甚薄。故郑氏之糖，皆办于水田之佃丁。今总计三县水田几何，应办糖几何，旱田几何，应办糖几何，斯则难易均矣。一、官田与民田之分也。民田者令佃耕无主之地，按甲而纳糖，众所愿从。自将军以下各自管耕督垦，即为官田，其数已去台湾田园之半。今使之急公办课，不特事难势格，仰触忌讳，即佃丁管事亦非县今所能制。纵目前自认均办，在民田竭蹶而供之，而官田之糖，临时违误，咎将谁任？一、官车与民车之分也。种蔗之人既竖车熬糖矣，若使之一无供办，反可昂价转售，是利归车户，而累及百姓也。查三县民车旧额计五十张，而各衙门新立之车亦不下五十张，按车而责以一百石，在民车较今年之征已省三分之一，即官车之糖，现有部价支领，谁敢阻挠？而佃丁亦不必拘每甲一石之议，可以少纾贫民衣食之资矣。卑县臆见，以官车与民车均派，官田与民田匀办，再为分别水田旱田之轻重。约计官民之车百张为率，可得糖一万石，官佃田园八千三百九十一甲，文武官田一万六十二甲九分，就田匀派，以审乎轻重之宜，毋误赋，毋厉民。立一时之计，垂万世之规，则小民颂德，下吏沾仁，共为不朽矣。”夫台湾产糖，三县为多，彰化尚少。及至乾嘉之际，贸易绝盛，北至京津，东贩日本，几为独揽。郡中商户至设糖郊，以与南北两郊相鼎立，谓之三郊。挹注之利，沾及农家，年丰物阜，生聚日众，一时称盛。洎蔡牵之乱，俶扰海上，凡十数年，帆樯断绝，货积不行，价乃愈落，而农家损矣。当是时，噶玛兰初启，产米多，糖价亦渐复。续以英人之役，海上又警。自是以来，开口互市，暹罗、安南之米，爪哇、吕宋之糖，配入中国，以与台湾争利。然台湾之地，渐拓渐广，每年产米犹七八百万石，糖亦七八十万担，运贩各埠，尚得与之抗衡也。

    顾自开口以后，外商云集，台北之茶因之而盛。台湾产茶其来已久，旧志称水沙连之茶，色如松萝，能辟瘴却暑。至今五城之茶，尚售市上，而以■顶为佳，唯所出未多。台北产茶近约百年，嘉庆时，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彝之茶，植于■鱼坑，发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相传植。盖以台北之地多雨，一年可收四季，春夏为盛。茶之佳者，为淡水之石碇、文山二堡，次为八里坌堡。而至新竹者曰埔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