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已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他就感到负有特别的责任促使人们能理智地使用这一种武器。与众多的科学家相比，爱因斯坦是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观察美国的原子弹政策的，他批评当时存在的滥用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他认为，真正的罪恶是民族主义，它带来狂妄和自傲，带来强烈的竞争和战争的欲望。为了克服这一种倾向，唯一的途径就是宣传和发动民众，使他们认识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爱因斯坦告诉鲍林，现在已经出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因为原子弹的产生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可怕的技术产物将驱使人类实现某种形式的全球合作，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科学家理应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人类将面临灾难。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在分析原子弹政策的时候，应该限于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进行，只谈那些可以弄清和评估的情况。由物理学家来告知人类学家怎样开展工作是荒谬的，更不要说政治家了。不同领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去指导。然而爱因斯坦却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他曾在30年代亲眼见到了德国的魔鬼希特勒，并且毫无畏惧地点名批评。当爱因斯坦谈及原子弹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谈论千吨①核查体制，而是谈论那些想“驱使我们生活在全面恐怖气氛中”的政府官员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瘤”，谈论美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说：“使人改变罪恶的思想，比使钅不元素改变性质还要困难。”他说这一切的时候做到了直抒心声。

    ①千吨是原子弹或氢弹当量的单位，等于1000吨梯恩梯炸药的爆炸力。

    于是鲍林也开始直抒心声了。鲍林将爱因斯坦作为自己的楷模：一个科学家在战后就应该像他那样凭良知采取行动。鲍林后来说道：“正是爱因斯坦的榜样使我和我的妻子下决心为这一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火烧的烟味

    然而，在苏联东进和美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紧急委员会和原子科学家联合会为争取制订合理的原子弹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诸东流了。

    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把苏联“解放”的东欧国家统统封闭起来，从而导致丘吉尔在1946年的秋天发表了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为反共分子创造了在其后40年里流行全国的通用词语。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也对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危险。自俄国革命以来，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经常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危险作为口实来吸引选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来加以使用。

    共和党人利用这个题材攻击民主党。当时存在于苏联和世界各国之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原子弹问题。共和党人宣称：民主党内充斥着共产党同情者、绥靖主义者以及主张世界大一统和共享原子弹秘密的人。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对国家安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1946年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断言：美国人民必须在共产主义和共和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很多选民相信这个说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新增了几十个席位，这个结果是公众舆论反共倾向抬头的明显信号，也是给杜鲁门和他的民主党人敲的一次警钟。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当然不会不看到形势发展的方向。他的讲话调子突然明显右转，再也不谈与俄国人共享原子技术了。他还采取实际步骤使民主党人表现得与共和党人一样反共，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自1947年3月起实行忠诚和安全审查制度，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参加任何被司法部长认定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组织、共产党组织或者颠覆性组织，甚至也不准对任何这样的组织有“同情的表示”。这一措施的真实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员中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杜鲁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