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道。“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化学家除了开展作为化学学会会员的本职工作外，还能同时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尽管鲍林设法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还是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加入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一组织的寿命已经不长了。1947年春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洛杉肌的旅馆租了一个套间作为办公室，“对电影界的共产党活动进行秘密调查”。1947年10月份，当一长串电影明星、制片人、剧作家和导演接受调查委员会的盘问时，美国人纷纷被好莱坞庭审的奇观所吸引，密切注视着整个调查的过程。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鲍林在独立公民委员会内的朋友达尔顿·特朗勃——鲍林认为他是好莱坞最有才华的剧作家之——决心对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他在准备接受盘问时，写了一篇雄辩的开场陈述词。他说，政客们的反共调查使得首都华盛顿“充满了恐怖和高压’的气氛……在这个城市里，老朋友在公共场所见面不敢相认，那些对你们的正统观念稍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能在行进的汽车里或在野外私下交谈，华盛顿变成了又一个国会纵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个记得1932年秋季德国历史的人都能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里闻到火烧的烟味”。

    当特朗勃试图朗读他的陈述时，主持者用木槌猛击桌子，打断他的发言。他和其他九个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被集中起来接受进一步的司法审查。后来这十个人被人称为“好莱坞十君子”。

    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那些人来说，在电影界举行的听证会不但是一个个人表演的舞台，而且也是扩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机会。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发现，通过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卫美国的爱国者，在报上大出风头。他们的攻击目标不仅限于电影明星和联邦政府雇员。托马斯写道：“我们的科学家尽管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很内行，但对共产党的策略和阴谋活动的历史却一无所知。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去出席会议，签名呼吁，组织或参加各种打着‘自由’和‘进步’招牌的团体，实际上这些团体都属于共产党的统一阵线。”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密切注视科学家的活动。毕竞科学家是原子弹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们把机密泄露给俄国人，那就会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不管是否通过间谍手段，俄国人迟早会掌握原子弹的秘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部分人率先发现的自然界秘密，不久总会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学家的这种看法并不能左右调查委员会的立场。托马斯认为，确保科学家的忠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9835号行政命令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当时对科学的资助正转变为由联邦政府拨款——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或者作为政府实验室和特种机构的雇员而领取薪金，或者从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取得资助——从而使得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变成了临时性的政府雇员，必需接受杜鲁门的忠诚检查制度的审查。他们中许多人在不断的安全检查和联邦调查局的现场调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资助的资格。

    物理学家康顿成为众所周知的第一个牺牲品。康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的前任主席和国家标准局的现任局长。他性格开朗，机智幽默，讨人喜欢，在国家标准局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一般说来他不应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是由于他曾经公开领导了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行动，一些右派政客就把他当作动乱分子。1947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有意向新闻界透露了一些有关康顿的诽谤性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些无法查证的传闻和社会关系。比方说，称康顿曾经说过，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检查制度是“病态压抑性”的，并因此退出了曼哈顿计划；他曾经建议让世界各国共享原子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