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

    鲍林迅速查看了现场，马上打电话报警，并通知了新闻记者。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谁干了这种有失美国人体面的事情。然而，我怀疑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认为美国公民也应该遭受迫害，就像德国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一样。我想这次丑行就是这类人干的。”

    报纸刊出鲍林将帕萨迪纳入比作纳粹的报道后，鲍林家就开始不断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威胁他们“立刻赶走那个日本人”。鲍林一概不予理睬。不久，一封打印得十分粗劣的短信寄到了鲍林的办公室：“除非你立即赶走那个日本人，我们将烧掉你的房屋，摆平你的身子！……日本人杀死了我的父亲，真可惜他们没有强奸你的亲人。假如你胆敢将此事在报上大肆宣扬，我们将马上收拾你广信的末尾署名“一个邻居”。

    鲍林其时正准备去首都华盛顿进行一次例行访问。爱娃得知这封恐吓信后，认为不能在他离家期间毫不设防，于是打电话给当地治安官员寻求保护。接电话的官员却这样回答：“呢，关于这件事，这是你们雇佣了日本人的结果。”

    爱娃感到震怒，她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朋友们商议对策。迫于律师的压力，治安部门给鲍林家派了一名武装岗哨，并保证将那封恐吓信送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就在鲍林准备离家的时候，调查局派来了特工人员。他们向盛怒之中的爱娃查问她觉得谁可能写了这封恐吓信。爱娃向他们发表了一通义愤填膺的长篇讲话，控诉政府的拘留营政策及其对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胁。特工们耐心地听着，并记下了她的结论性意见：“整个法制体系相当脆弱。”而轮到鲍林说话时，他则冷静地列出了那些可能知道他家雇佣了一个日本园丁的人的名字。

    此后没有发生更多的事。两周后，武装岗哨被撤除了。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查出恐吓信的作者，而且警察局也未彻底调查污损鲍林家车库的肇事者。

    尽管事情这样过去了，但其影响十分深远。鲍林在东部逗留期间，整天为自己妻儿的安全担心。派武装岗哨站在家门口值勤，这在美国是极不寻常的一种做法；当地治安官员的反应更是使人气馁。鲍林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相信政府官员会采取正确的行为，而现实却是必须由律师出场才能维护法律。此外，鲍林还学到了重要的一课：通过像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在外部施加压力，是能够干成一些事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说，他过去还认为爱娃的政治活动有一点走极端，那么现在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些出于狭隘和偏见对他家进行威胁的人才是真正的极端分子。

    用后来通行的一个术语来说，这是一次使鲍林“激进化”的经历。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儿童十字军

    五个月以后，随着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所毁，鲍林的社会正义感更加提高了一步。鲍林对原子弹的出现从两个方面感到兴趣。开始时，他急于了解原子弹爆炸的物理和力学原理。他通过阅读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和一份非正式的名为《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的政府报告，再利用自己的直觉，终于弄清了有关原理。他惊讶地发现，原子弹相对说来是很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当时很多美国人像鲍林一样渴望了解原子弹的技术原理。作为一种比过去的任何武器都要强大几百倍的新式武器，原子弹也点燃了公众兴趣的火球。每个人都想了解科学家是怎样把它制造出来的。广岛爆炸后的几个星期，一个了解鲍林兴趣的人邀请他去扶轮社的午餐会上作一次关于原子弹的科普讲座，要求他用外国人也能听懂的语言解释原子弹的爆炸机理。鲍林既不是原子物理学家，又不是实际参加曼哈顿计划的众多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对自已被邀请作这方面的报告有点惊讶，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知识作好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