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过去作过的美国现状系列讲座外，他还很少面对非科技工作者作过演讲。他觉得最好要带一些教具。

    鲍林将一只木球锯成两半，并挖成空心，然后用力把它们拍到一起，发生很大的声响。这个教具管用！报告时，鲍林借助黑板图文并茂地解释核裂变的过程。诸如铀、钅不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大原子的核里面含有大量的质子和中子。这些不稳定的原子遭到中子轰击时就会发生分裂，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并使更多的中子解脱出来。这些解脱出来的中子又使更多的原子发生分裂，从而形成了连锁反应。鲍林告诉听众，如果能够控制反应进程，减缓反应速度，那末原子能产生的巨大热量就可用于驱动燃汽轮机。这就是廉价而取之不尽的原子能的理论基础。

    如果反应进行得很快而又不受控制，其结果就是一枚炸弹。炸弹的中心是几磅铀或钅不的某种同位素，做成空心球的形状，就像他带来的木球模型一样。关键技术是如何起动核的连锁裂变，使得几乎所有的原子核同时分裂。而曼哈顿计划的工程师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围绕炸弹的中心部位放置了常规炸药，炸药点燃后，就从各个方向快速地压缩中间的空心球。鲍林把带来的两个木质半球用力地拍打在一起，连锁反应就此起动，巨大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轰！

    讲座给扶轮社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这里有一个报告作得很棒的大学问家。于是到处有人请他去作关于原子能的报告，鲍林成了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他对原子弹技术方面的兴趣很快就被其他方面更重要的关注取代了。早在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前，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和田纳西州奥克里奇等地的原子弹实验室里的研究者们就已经开始组成讨论小组，研讨他们所做工作的社会和政治含意。这些原子能科学家比任何人更清楚原子弹的实际威力。他们深知，美国对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的控制将会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广岛大爆炸以后，其他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也相继组织起讨论小组，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被烧焦的妇女儿童的惨象引起普遍的憎恶和义愤。科学家们因为创造了“这种炸弹”而增添了一种特别的责任感。他们在一起议论科学家的责任，并探讨在未来年月里如何控制这种新的能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鲍林愈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的原子能时代，科学家承担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政治责任。他在广岛爆炸一个多月后写给友人一封信，里面写道：“毫无疑问，由原子能的巨大破坏力给世界带来的问题压倒了其他任何问题。我认为，我们除了进行原子能的专业研究外，还要让世人了解科学活动的政治含义。”

    在帕萨迪纳，由加州理工学院、亨廷顿图书馆和威尔逊山天文台的一些成员组成的小组也开始讨论原子弹的后果。鲍林是成员之一，参加讨论的还有奥本海默，他在密立根退休后刚刚回到理工学院。奥本海默给世界带来了原子弹，现在他十分关注如何控制这种武器。小组成员经过讨论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原子弹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使其后果难以想象；而控制这种武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在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的一封信中，鲍林写道，为了保护世界免受原子战争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有赖于成立一个民主的世界政府——全世界人民自己的政府，就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一样。”

    在美国各地自动组织起来的几十个科学家讨论小组也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同样的共识。这种现象发生在传统上脱离政治的科学界里，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助手突然议论起政治来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到客厅和教师俱乐部里，坐到会议桌和餐桌旁，剖析原子弹的政治含义，怀着负罪的心情寻找恰当的方法，以保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