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发明创造能够造福而不是毁灭人类。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些多数还很年轻、很理想主义的青年科学家发现了共同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这在以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他们还为解决原子弹问题开出了相同的药方。科学家是启蒙运动中的儿童。他们都像鲍林一样，相信人类的理智、进步和善良的本性，相信科学方法的价值，信仰民主。他们本身的生活经历验证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科学家对原子弹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这个事实说明，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任何理智的人都能得出与他们相同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就是对科技界以外的人士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原子弹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并让公众懂得，只有进行理智的思维才是正确处理原子弹问题的最好方法。帕萨迪纳讨论小组计划写一本书，目的是“指导科技界以外的有识人士认清当前形势，向他们解释问题的由来以及解决问题的出路”。书中将突出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用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能够抵御欺骗性宣传的侵袭，”并使人摆脱“狭隘和偏见，伪善和空想”，而这些人类缺陷正是战争的根源。书中还要强调对原子能实施国际监控的重要性。分配给鲍林写的那部分内容是，阐述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说明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科学家可以自由创造出大量的新药和各种节省劳力的机械。他们还计划在书正式出版后，举办系列讲座以传播“和平的福音”。

    科学家一旦从政治休眠中醒来，一旦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信念，他们就力图传播自己的思想以改造世界。原子弹这个科技罪恶的最高象征似乎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遇，使他们能够宣传事物的另一个方面——科学思维带来的最高福祉。

    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完全脱离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就在科学家宣传共享原子技术秘密的时候，政府和军方却在对共产党的扩张主义感到忧心忡忡。奇怪的是，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丝毫的担心。在这方面鲍林仍然是一个典型。鲍林并不是人民阵线那类组织的成员，他并未因经济大萧条而认为必须仿效苏联以拯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但同时他也不认为共产主义是罪恶的化身。他认为苏联是击败希特勒的重要盟友，但又是一个内部纷争十分专制的国家；改造苏联的最好办法是向它大量灌输新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鲍林与其他一些名人，例如爱因斯坦。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爱迪洛脱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这个组织致力于推进两国间的科技交流。“让我们展望这样的美好前景：大批美国科学家到苏联的实验室去讲学和工作，美国学生到苏联的大学去学习，而同等数量的苏联科学家和学生也来到美国，大家把各自最先进的东西教给对方，”鲍林在1943年致这一团体的科学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然而鲍林设想的前景只能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实现，而且这种和平必须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合作和公开交流的基础之上，是科学家心目中的一种基于理性的和平。

    鲍林关于和平的设想未免失之天真。1945年初，他被提名参加由20名平民和20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到首都华盛顿开会研讨战后世界局势。鲍林将此作为自己的莫大荣誉。他怀着急迫的心情出席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期望会议期间军民双方可以相互学习，取得重要成果。

    然而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使人不安的事态。加州理工学院火箭计划的负责人洛里岑向将军们建议，我们必须弄清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又怎样才能避免战争，委员会应该支持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军方对这项建议的反应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们中一位代表指出和平问题不属委员会的议事日程。鲍林站起来对洛里岑表示附议，他说：“主席先生，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