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刚宣布开始，鲍林就宣读了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声明，全面总结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政治信仰。他向陪审团成员谈到，他的园丁是一位美籍日本人，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使他看清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实质。通过阅读报纸和对历史的研究，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政治见解。“我没有对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作过任何一类承诺，”他对陪审团说。“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现在也不是共产党人。我与共产党从来就未发生过牵连。”

    鲍林说，他是一个美国人。实行典型的民主制度，维护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平，尊重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权，承认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些就是他信仰的准则。接下去，他又简要地说明了自己为政治活动付出的代价。他告诉陪审团，他为此失去了伊莱·莉莉公司顾问的资格。“我目前的雇主，也就是加州理工学院，为了迫使我停止政治活动，对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在声明的末尾，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顾了他为国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曾赢得杜鲁门总统颁发的奖章。他对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所掌握的知识作了非常自信的评价——“我认为，就总体上来说，我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为广博——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有地质学（矿物学），”他说道。他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我知道，由于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有人在用于鉴定的分级档案里将我列入了不可靠一类，”他对陪审团说。“我本人认为，考虑到本人的人格和品德，考虑到我对国家可能提供的服务，考虑到我的人生价值，应当把清白的名声还给我。”

    在洛杉矶，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花了两天的时间，例行公事般地对鲍林进行了令人乏味的盘问，并且出示了一份常见的清单，上面列出了“可疑”团体的名称、发言稿和一些经过签署的文件。唯一逗人发笑的是，陪审团顾问竟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还是不是保护红木组织的成员？”鲍林禁不住朗声大笑起来。最后，在听取品行见证人的不着边际的证词后，陪审团决定12月初在华盛顿继续举行听证会。这称得上大案——鲍林是至今面对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个最为有名的科学家——而且他们也不急于收场。

    但是，华盛顿听证会后来根本就没有举行。洛杉矶听证会结束后第二天，杜布里奇给鲍林发出了一封令人吃惊的信函。他在信中称，学校人事处已对有碍于鲍林要求恢复名誉的一次工作上的“疏忽”作出了处理。看来，鲍林之所以要接受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审查，原因就在于他的名字“因误解”而被列入要求参阅绝密级文件的科学家名单，这些科学家正在从事名为“远景工程”的一个氢弹项目的研究。原来这一切全都是误会，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作了错误的调查。杜布里奇嘱咐校人事处的主管写了一封“道歉信”。鲍林将这封信转交给在华盛顿的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后，整个案子就被取消了。

    鲍林已深受其害。一方面，就像他以前受到加州教育委员会纠缠那样，他必须面对当地一批反共政客的鼓噪；另一方面，他从事国家级科学研究的资格也受到了威胁。由于失去了接触机密材料的资格，他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有效地进行工作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举例来说，他不再有资格审核他手下的员工所提出的各种级别的资助申请。这种情况不但使他在学校里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而且杜布里奇和其他反对他的后台老板很可能因此得出结论，应当削弱他的某些职权，甚至将他降级使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鲍林的政治活动正在严重地影响到他作为创造性很强的一名科学家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此之前，鲍林一向在服从上级和独立思考之间，在讨人喜欢和坚持真理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进入高潮，这种平衡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