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20年代，他曾用有关化学键的某些早期的想法帮助过鲍林，而且也提出过氢键的想法——但是，在每一种场合，一直是鲍林出名得利，相形之下，哈金斯的业绩却再三地受到冷落，他不想让鲍林在蛋白质研究方面窃取他的思想。鲍林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说服他，他的模型相对来说比较含糊，在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是错误的。

    这短暂的口头交火，不但没有使在场记者对鲍林的成果产生怀疑，正好相反，他们对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大幅标题是：“化学家揭开蛋白质奥秘——战胜疾病的有力帮手——探索生命起源道路上第一座里程碑——有可能解开千古之谜。”随附的报道使用了发动总攻击令式的语言，将这一发现比拟为“攻克自然界重要堡垒的第一个重大的据点——细胞质的结构，也即生命的物质基础——这一堡垒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坚不可摧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国。两个星期以后，五百万读者在打开《生活》杂志时，看到了鲍林的巨幅照片。照片上，他笑容可掬，手指着他填补空间的阿尔法螺旋的模型，标题是“化学家解开大秘密”。他在蛋白质结构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使他进入了世界上最著名科学家的行列。

    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

    两个月以后，鲍林被召到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他又得为自己的名誉而战了。

    无论在公开的场合，还是在杜布里奇收到的一系列信件中，鲍林的政治立场都不断地受到来自右翼的攻击。杜布里奇明白，大多数保守派人士，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一些非常有钱的客人，他们是学校的经济后盾。这些人不喜欢鲍林，这一情况正在使学校失去巨额的资助。在那年10月份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中，杜布里奇和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人对鲍林的态度是这样归纳出来的：“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员工中，谁也不相信鲍林真的是共产党员，大家将他划归为有点（原文如此）爱出风头的人。许多人指出，鲍林经常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这种情况已经给加州理工学院带来了许多麻烦的事。”这位特工又写道：“鲍林近来名声不佳，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对此感到很不快，这在全校的一般员工中也有所反映。……（此处原文已涂没）觉得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科学家，但也开始相信，迟早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因为这已使学校失去了可能得到的几百万美元捐款。”于是，尽管杜布里奇在公开的场合仍一如继往地保护鲍林，但在私下里却再三劝说鲍林降低一下活动的调门。

    在为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听证会作准备的过程中，杜布里奇在鲍林问题上的两面性做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鲍林曾要求杜布里奇为自己指派一名律师，但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不答复，致使鲍林失去了希望。他感到最好还是雇一名自己信得过的人。此人就是本地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激进分子阿伯拉罕·林肯·威林。鲍林一家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冠歇斯底里的斗争中认识威林的。从那时起，威林就在公众心目中赢得强硬异常的激进律师这一名声，他随时准备和各种各样的调查委员会对着干。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威林因为不肯闭口而被警卫人员驾着扔出了法庭，他也因此而远近闻名了。就在鲍林案听证会举行前的星期四，杜布里奇召见鲍林，告诉他威林不能当他的辩护律师，并且为他提供了另一位人选。鲍林回答说，时间太晚了。“我将尽力代表学校和我本人，让大家满意，威林先生也会这样做，对此我抱有信心，”他这样说道。鲍林还建议杜布里奇雇一名律师在听证会上代表加州理工学院作辩护。

    星期一，鲍林走进了洛杉矶联邦大厦810房间，后面跟着威林和他们两人选中的一批鲍林品行的见证人。鲍林面对着陪审团就坐。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