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可以保留聘请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该文措辞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就是申诉的办法已经存在好几个月了。但是，这篇文章对鲍林来说完全是新闻，特别是说他还有聘用律师的权利。他立即致函艾奇逊，说他的解释“与我本人所受的对待怎么也挂不上钩”。

    抗议的浪潮使人们尤为关注鲍林要求颁发护照的新申请将会有怎样的命运。6月，希普利像往常一样签字拒发。不过，在根据惯例上报艾奇逊办公室盖章批准时，后者要求重新予以审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国务院高层官员深入地议论了鲍林的案子，决定尽量避免把事情闹大，悄悄地结束这一公共关系方面的尴尬局面。于是，希普利的意见遭到否决，鲍林可以领到带有限制条件的护照——只能适用于在英国和法国的短期旅行——而且他还必须签署一份宣誓书，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事将不公之于众。如有记者问起，官方的口径是：“新的证据”使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艾奇逊参与了这一决策的过程，但是他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有关的任何文件中。除此之外的详细情况也不予提供。

    鲍林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非常兴奋。7月11日，他来到洛杉矶外事办公室，正式签署了宣誓书。7月14日，他领到了护照。

    并非每个人都高兴。露丝·希普利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怒不可遏。胡佛长久以来一直对鲍林感兴趣，此时也被惊动了。他派一个特工找到希普利的办公室，询问“新的证据”是什么。希普利对这个人说，联邦调查局了解的情况与她一样多，然后关照胡佛的特工到国务院去仔细查一查有关鲍林的档案。这些特工经过详细透彻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查阅档案并未发现所谓的新证据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指档案中大量的信件和评论，其内容全是对前一次拒绝给当事人颁发护照而提出的抗议。”

    鲍林的心情又开始舒畅起来了。公众抗议促使政府改变护照的政策，他这个案子算是开了一个先例。希普利现在也有人管管了。要是一个人出国旅行的权利被剥夺，那么根据一项拟议中有关护照的新办法，当事人可以上诉，从而能确保听证会开得更加公平和公正。

    杂耍演员

    鲍林出人意料地来到巴黎出席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一时引起了轰动。他在政治上碰到了麻烦，但敢于与政府对抗，这些新闻使他在法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匆忙之中为他临时安排的有关蛋白质结构的讲演，引来如潮的听众。讲演结束后，学者们将他团团围住，大家都急切希望能与这位名誉主席握一握手，同时还对他主张的原则表示由衷的钦佩。鲍林和爱娃在特里厄农下榻的房间里接待了川流不息的朋友和来表达良好祝愿的人们，

    大会结束后一星期左右，鲍林又出席了国际噬菌体学术报告会。这次报告是在位于巴黎城郊的卢瓦蒙修道院里举行的。这个修道院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会上，鲍林听取了美国微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希歇介绍的构思奇妙的试验，在场的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判定到底是蛋白质还是DNA充当了遗传的载体，希歇和他的同事马撒·切斯曾找到一种方法，只要使用各自分开的放射性记号，就可以标示某种类似细菌的病毒所具有的DNA和蛋白质。通过对这些记号的追踪，他们终于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蛋白质根本就不起作用，只有DNA控制着复制新病毒的过程。

    奥斯瓦尔德·阿佛列的试验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提出的，引起的影响比较小。但是，上面这种所谓的“夹杂有搅拌器的试验”却能清楚地表明DNA是遗传性物质。这一试验之所以冠上了这样的名称，原因在于试验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无疑是非技术性的器械。适合于病毒的结论也许同样适用于高级生命体。随着愈来愈多的人了解到希歇一切斯试验的结果，对生命复制现象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