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新的打算；可以追溯到五年以前杜布里奇撤去他化学系主任之职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在谋划着此事。1960年，他曾考虑过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办一所私立的西海岸学院，甚至到蒙特里附近一个地方察看过校址，但在了解到所需费用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第二年初，他曾探索过有没有可能到斯坦福大学设在太平洋格罗夫的霍布金斯海岸站工作。后来，1961年秋天，他又认真考虑过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担任药物系讲师的事。由于他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和平运动，这一切就都搁置在一边了。

    但在侵占他的实验室事件发生后，他开始认真起来了。他给当时已经担任斯洛恩基金会会长之职的韦弗写信，询问有无可能提供资助支付他五年工资，好让他重新作安排。（对方回答不可能。）他又与复印机发明人切斯特商量，希望他提供私人援助。此人曾经资助他召开奥斯陆会议。鲍林希望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便在1963年夏天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独立自主地从事科学研究。

    想到要离开这一个自己度过了全部学术生涯的地方，考虑着向四十多年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诀别，他难过的心清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认识到，这已成了他不得不走出的一步。

    此时，从禁试战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美国和苏联都从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清醒过来，开始进行认真的对话。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将停止大气层试验，作为支持正在进行的日内瓦会谈的一种表示。几个星期以后，赫鲁晓夫发出了回答的信号，宣布苏联已经同意部分禁试的建议，从而绕开了棘手的地下核试验核查问题，因为地下核试验不在禁试之列。

    1963年夏天，突然间，事事都一帆风顺。由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苏联人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双方都想要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但是又希望不要散发出放射性尘埃。

    8月5日，经过5年的谈判，美国和苏联签订了一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海底进行一切核试验的条约。正如肯尼迪所说，这一冷战时期第一项重要的限制武器的条约，是“一线黎明的曙光”，它标志着核试验放射性尘埃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谈判将有美好的前景。9月2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条约；10月7日，总统正式在条约上签字。

    人人都举手赞成——其罕鲍林也没有例外，尽管有一些保留。“我们很高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鲍林在给施韦策的信中说。尽管不完美——允许进行地下核试验，就是允许继续进行军备的竞赛——但它的确结束了释放出更多放射性尘埃的风险。它不会终止战争，但这是在前进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0月初，鲍林夫妇在访问南美洲一段长时间以后回到国内：他们在那里就像外国外交官那样受到好几个国家总统的欢迎。弗吉尼亚州和平和人权运动人士克利福德·杜厄和弗吉尼姬·杜厄到加利福尼亚访问并作学术报告，鲍林邀请他们两位到他家大苏尔的鹿寓牧场作短期访问。在那所小屋里，四个人围坐在炉前那张做工粗糙的桌子边，举杯庆贺10月10日那一天，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正式生效了。

    第二天清晨，正当他们在用早餐时，听到了一阵令人吃惊的敲门声。牧场上很少有人来造访，况且又是一大清早的时候。来人是萨尔曼小河护林站的护林员，说是鲍林的女儿打来了电话——此时牧场仍未装电话——请他让鲍林回电。鲍林心想，事情必定很紧急，因此打算马上就跟他走，回来以后再吃早饭。然而护林员要他放心，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鲍林夫妇和杜厄夫妇用餐后，鲍林和爱娃爬上了一英里长的山坡，又沿着小路向护林站走去。

    他们与琳达接通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