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矫楠住到瑞仁里去，照理那儿比矫家清静，他们完全可以像亲亲密密的小夫妇那样过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愿住多久住多久，插队知青没啥假期限制，况且他们还是合法的夫妻，光明正大。但他们却只能瞒着人偷欢，似乎他们的行为很不正当。刚回上海，矫楠要求她，哪怕在福安里住三五天也好，家里房子腾出来了，床也腾出来了，她没同意。有几次，矫楠去了瑞仁里，他确信走进玉苏小屋的时候，弄堂里没人注意，灶屋里也没有人注意他，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关心他的人他要求在她那儿留宿，宗玉苏仍是不答应，她什么都依他，就是不同意他住下。她怕事情败露。接连几回矫楠心头都很不痛快，两人都觉得有点儿别扭，但矫楠始终忍耐着，没有发作。他知道宗玉苏为此也同样痛苦。有什么办法呢人这一辈子，永远也别想有彻底的无拘无束，永远得受一点这样那样的限制。谁叫他们都是处在生活最底层的知识青年呢。在上海的日子里，矫楠苦闷极了，烦躁极了，他又没个人可以去叙说。他第一次发觉，他回上海探亲，对宗玉苏来说，他是多余的负担、是累赘，对家庭来说，他也是个负担，是个累赘。不是嘛，小玉住在家里，一切都得靠妈妈照料。他感到家人们虽然都对他很好，饭桌上好菜尽他吃，有了电影票尽他先去看，姐姐、弟弟、妹妹每人都以个人名义送他东西，毛衣、衬衫、围巾，爸爸妈妈还塞给他零用钱。还像上回来探亲一样，他们总把他看成需要照顾、需要体谅、需要人资助的对象。在这个家庭里，在妻子和女儿面前，没有他的地位。因为他还在山乡插队，户口还在外地。他受不了这一发现，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力和负担，他住上一个多月，就回歇凉寨来了。玉苏送他上火车时，流着泪对他道，千万千万要设法回上海来。回到了上海，一切都好了。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四处都探听了。是的，一九七四年，闹“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五年，又搞什么“评法批儒”；到了这一九七六年，总理逝世了，黄浦江上的大轮船拉汽笛致哀，听说还被禁止和追查。人们都在纷纷议论，一九七六年又要搞更大的运动了，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有那么大事，一个知识青年算啥呢，回到乡下去，好好接受再教育，就有广阔的前程。矫楠听说，随着回沪口子开大，不但独生子女能回，多子女可以照顾回一个。现在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想办法让自己生病，为啥呢，可以搞“病退”。你有病，有病不能参加农村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能成为贫下中农的负担，就可以退回上海。天生有病的，跛子啊、残缺啊，理所当然可以回来。原来去下乡时没病的，到了农村折腾出了病，胃下垂啊、低血压啊、心动过速啊，只要想得出名目，有医院公章，也能回。矫楠有什么病啊，他壮得像条牛，啥病也没有。杀人逃犯“黑鳗鱼”，还不是他的对手呢。他要装病都无法装，他只有回歇凉寨继续接受再教育。苦恼至极地回到山寨，大队主任吴大中又给了他迎头一棒，在群众会上宣布：矫楠经管的米面机房，每年必须向队里交两千块钱。愿干就干下去，不愿干队里另外安排人。这不是欺负人嘛，吴大中他小舅子经管的时候，一分钱不交集体，队里还得给他开工分、开出差费、开电费。自从矫楠经管以后，两年里每年交队八百元，一分不少，一切杂支还自己承担。况且，队里原先只一台打米机，那台打面机是他去争来无息贷款买的，是他把钱还清的，这台打面机的所有权该属于他，凭啥要交二千。吴大中才不管他呢，不错，打面机是你矫楠的，你扛走好了，我们照样能买回一台。再说，电线是谁拉的贫下中农电线杆子是谁安的贫下中农矫楠你赚尽便宜了，这两年让你赚够钱了。我们绝不允许在知识青年中培养“新富农”，出现“暴发户”。矫楠有嘴，还占着理，可以争。但你争得过权吗他不但争不过，还得瞅吴大中的脸色过日子呢，以后真有回上海的机会，比如